Page 50 - 《党政研究》2023年第4期

（三）理论框架
技术、组织结构和组织绩效三者密切相关，在技术手段与组织结构的互动影响中，技

术的选择和结构的调整影响组织绩效。一方面，不能忽视二者互动中的制度滞后性 （ 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ｇ）现象的存在，即组织在执行技术时会出现因结构的惰性而抵制变化，因为
变化将会改变对权力的控制 ，因而组织更加趋于通过加强现行结构来执行新的技术。
〔 １８〕
治理实践显示，技术嵌入组织只是通过为组织内的关键行动者提供新的资源以及机会进而
触动组织的变革，其本身并不能直接引发变化，更不能打破现有组织结构 。因此，在
〔 １９〕
新技术与旧组织的这种张力中有可能陷于 “空转”，难以实现组织的效能期望。另一方
面，信息技术具有 “外源定制”的特性 ，即技术的开发过程遵循制度逻辑，在组织结
〔 ２０〕
构环境中进行工具性结构的设计，技术的使用过程依照技术逻辑，在技术的工具性结构中
使组织的制度特征发生适应性调整。也就是说，技术与组织的互构是在结构背后行动者的
能动作用中发生的，而行动者的主观性往往造成技术的定制脱离于治理情景，进而造成了
互动关系中的脱节现象。基于此，阐释技术与组织关系的逻辑机理关键在于理解技术应用
的组织结构中各类主体间的互动 ，其核心过程是通过外力的强制性作用将技术和组织
〔 ２１〕
纳入一个共时的互动系统，进而实现组织与技术在治理行为中的耦合。在中国治理语境
下，党政体制既是整体层面政府治理的复合性结构形态，又是行为层面作为治理主体的政
府的权威性组织情景。本文将党政体制看做技术与组织互动的组织结构载体，并把治理情
景问题内化为组织内部的关系问题。其中中国共产党是数字技术和政府组织互动中最核心
的行动者，即党的领导及其优势彰显扮演驱动力角色，将治理过程中的认知、文化、规范
和结构内嵌于被执行的技术，同时根据理解、设计和执行的技术调整组织结构的设置，进
而实现技术与组织在执行中的平衡状态。
进而言之，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是领导型政党、
使命型政党、组织型政党和自主型政党的统一体，具有主动追求、获取、更新以及规定其
自身现代性，进而更好领导国家各方面发展的特性。在数字政府建设中与信息技术应用相
匹配的组织制度、结构、理念和人员难以通过诱致性变迁自发形成，同时政府作为技术使
用方基于理性选择的期望和要求导致 “技术异化”进而背离数字政府建设的初衷。由此
引申出技术的组织刚性和组织的技术刚性两个重要的概念，前者是指技术嵌入组织时，技
术对组织结构和形式的再造能力，以满足技术发挥作用的组织需要；后者是指组织在吸纳
技术时具有的自主性 ，是决定技术能否被采用、以何种方式被采用以及采用何种方式
〔 ２２〕
技术的控制能力。两种刚性结构要想在互动中实现从碰撞到平衡状态的转化，需要借助一
定的推动机制，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优势很好地起到了此种作用。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发挥党
的领导在价值、组织、制度、工作上的优势对政府组织进行再建构以适应技术执行的需
要，同时对数字技术进行再定义以契合数字政府的核心目标，其中内含的理论命题为党的
领导优势是技术和组织有效互动的中介因素 （见图 １）。

图 １ 理论框架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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