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8 - 《党政研究》2023年第4期

和能动性过程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解释。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数字化、智能化是新时代政府治理的主线，是驱动政府治理
变革的关键。数字政府建设是以数字化创新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建
构协同高效的政府数字化履职体系，提升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
同管理和服务能力，进而实现智能化、协同化、高效性的政府运行状态。换言之，作为一
种治理结果，数字政府建设必然带来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进而实现治理效能
的释放；作为一种治理过程，通过数字技术的运用驱动政府职能转变、制度创新和行为优
化，进而化解传统政府治理行为的碎片化、裂解性和低效性是数字政府的基本建设模式。
其中，数字技术如何驱动政府行为模式的优化，或者政府如何采用数字技术以更好地履行
职能是本文考察的重点问题。然而，无论是理论层面还实践层面，数字技术与政府体系间
都存在内在张力，无法通过政府的自致性变革化解矛盾，需要借助外力的强制作用实现二
者的结构和功能的均衡。
数字政府建设作为党中央、国务院全面贯彻网络强国战略的重大部署，坚持党的全面
领导是其居于首位的基本原则。《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着重强调，
“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数字政府建设的强大动力和坚强保障，确保数字政府
建设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由此，党的领导优势的发挥是数字政府建设的根本保障，
〔 ７〕
数字政府建设以政府治理效能的提升为导向，即是说数字政府建设为探讨党的领导优势转
化为政府治理效能的实现机制和内在机理提供了思考的空间。

二、“组织—技术”互动：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政府治理效能的一个理论框架

政党最本质的属性是一种政治组织，因此组织研究应该是政党研究的首要视角 。从
〔 ８〕
组织学的视角出发最经典的分析路径是 “组织不仅仅是技术需要的产物，而且是制度环境
的产物” ，外部的制度环境通过对组织的内部治理、结构及其战略的影响和塑造实现组
〔 ９〕
织效率和合法性的统一。基于此思考，信息化时代党的领导下政府治理效能的实现既在数
字化的技术环境中施展，又在党政体制的制度结构中得以实施。
（一）组织技术关系理论
信息技术在政府治理中的应用及其治理效能越来越成为理论界所关注的重点话题，最
核心的观点集中体现在技术与组织的关系上，经过了 “技术决定论”“技术结构化理论”
“互构论”的理论演变过程 。技术决定论将技术看做一种刚性结构，其引入组织后会导
〔 １０〕
致制度变迁并重塑组织结构，进而实现整体治理绩效的可预见性结果。技术结构化理论从
技术的社会性和对象属性出发，将技术、行动者和组织结构融为一个框架，强调技术作为
组织结构变迁和行动领域结构化过程的 “触发器” ，以及从技术的物质性和社会性两重
〔 １１〕
性出发，强调技术与组织的关系是行动者与技术的互动和制度特征的影响与反向强化的结
构化过程 。然而，结构内视角自我封闭的解释模型，既忽视了技术的应用环境，仅仅
〔 １２〕
从行动者的认知层面解释结构的变迁，也忽视了解释框架中的关键因素，因而不能获得技
术与组织关系的内在机制。
实际上，技术在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中具有内生性的特征，在被设计和应用中不断发

生改变。基于此，简·芳汀 （ Ｊａｎｅ Ｅ． Ｆｏｕｎｔａｉｎ）提出了 “技术执行”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ｅｎａｃｔ
ｍｅｎｔ） 的分析框架，认为技术的物质构件仅代表一种潜在的能力，只有智力结构把它整
〔 １３〕
合到组织结构以及运行过程中才会对个人和组织产生实际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和组织
安排存在互为因果的逻辑关系，技术进入组织是制度和组织安排嵌入的结果，同时技术会
改造组织和制度，以使技术逻辑与组织逻辑在互动中相契合。进而言之，在现行的组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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