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6 - 《党政研究》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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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层层递进的三个问题层次。一为发展目标层,旨在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各项任务部署为
             人大发展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设定的目标和方向;二为发展路径层,尝试提出对标上述制
             度发展目标的人大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路径;三为发展策略层,主要探讨总体路径之下完
             善人大全过程人民民主应关注的四个制度瓶颈问题。

                 一、中国式现代化明确了人大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目标

                  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论述了一段时期内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各领域工作。在报告
             提出的相关部署中,有些部分直接提及了对应的承载制度。如报告中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
             主,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以及 “推进依法治国和法治中国建设”两个部分中的
             一些论述明确将人大作为制度承接平台。但报告中多数工作部署并未指明具体的承载制
             度。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关工作需要包括人大制度在内的各方力量协调完成。因此
             在党的二十大对中国式现代化所作的战略部署中,人大制度的 “份量”远比纸面上的多。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人大代表应当如何发挥其应
             有的作用?答案是发展和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各项制度安排———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不
             仅在于其能够更好地保障各项公民权利,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形式价值,更在于其一系
             列功能价值。特别是其能够扩大参与,激发社会活力, 并能够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
                                                                       〔 1〕
             现代化水平。 事实上,无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道路还是世界范围内有关国家的经验
                           〔 2〕
             教训,都指出一个运行良好的民主制度是一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制度保障。作为一个后发
             现代化国家,中国的现代化路径依赖于政治系统的高质高效运行以及社会的共识与合力。
                  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的政治机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围绕党提出的包括现代化方略
             在内的各项政策路线开展工作是其根本使命。实现这一目标,要求人大作为权力机关和代
             表机关,为人民当家作主和代表密切联系群众提供制度保障。而通过加强常委会等手段提
             高立法和监督等工作的实效则是实践党的各项政策路线的具体路径。上述四个机关的属性
             决定了人大不但是发展和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平台,也是决定全过程人民民主
             制度能否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支撑的一个关键变量。面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党在
             新时期的关键政治任务,发展人大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要求显得更为迫切。
                  总的来说,在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制度支撑这一总体目标之下,人大制度未来发
             展完善的目标可以明确为进一步加强如下三方面能力。
                  目标之一是提升人大的信息传导能力。包括中国人大制度在内的各国代议机构具有一
             方面连接政治系统、一方面连接社会的特殊结构。这一结构保证了来自选区选民和选举单
             位的诉求得以进入和影响政治体系。而这一过程的实质是信息自下而上的传导。信息传导
             能力使民意等信息得以快速进入立法和政策制定过程,它是人大作为权力机关和代表机关
             的本质要求。同时,充分的信息供给能够提升人大立法等各项工作实效,是助力中国式现
             代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之初,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个单纯的政策赋权和确认性
             机构。其后,人大在立法和监督等方面的工作能力获得了快速提升。这一提升过程在很大
             程度上得益于人大系统中快速扩展的自下而上的信息传导能力。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相
             关研究已经观察到部分人大代表具有帮助选民向政府表达诉求、建议或批评的履职模式。
             而立法和政策过程对这些信息的回应性也在加大。 近年来,代表的信息传导行为中还出
                                                                  〔 3〕
             现了试图为选区或原选举单位争取项目和财政支持的现象 ,甚至具有一定的 “分配政
                                                                           〔 4〕
             治”特征 。在这些变化之下,即使是那些习惯于给中国制度打上 “威权”标签的国外
                       〔 5〕
             学者,也无法否认中国人大制度中已经发展出了比较高效的自下而上信息传导体系。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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