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6 - 《党政研究》2022年第2期

物质层次的概念，都存在模糊地带，相较而言 “善治”的表达及定义更为明确。
“善治”和 “现代化”分别代表着学界与官方对治理前景的期待，但并不是互相冲突
的两种价值追求。有效整合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既体现学术理论中对良善理念的强调，
也要在现代化的维度下考量现实政治的发展，是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价值目标的可行之
径。遗憾的是，既有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研究还在进展中，许多研究仅仅将 “现代
化”作为一个国家治理研究中不得不提及的修饰词进行套用，带来研究话语的堆砌与重
复。
（四）治理主体的确认：社会与国家
治理理论强调的治理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解决公共问题，维护和提升公共利益的过
程；国家治理强调的治理主体虽然是多元的，但突出政党和国家的作用。
西方治理理论更多强调社会在治理中的关键位置，这与治理思潮的形成背景与环境紧
密相关。其一，２０ 世纪早期的经济危机之后，“市场失灵”的学说在西方流行，市场失效
现象的出现使得经济学家们认为应当以政府作为市场失灵的补充。但是，西方社会对政府
存在不信任的传统，２０ 世纪后期福利国家的失败加重了这一不信任：在复杂社会中仅仅
依靠国家力量，很难达到最优的治理效果，这正是西方治理理论在提出时就确定的基调。
或者说，正是由于西方学界意识到了国家主体在实践中的失效，才提出以社会为主体的
“治理”作为补充。其二，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跨国治理问题大量出现。跨国
企业、社团组织都在治理乃至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正如俞可平所说，“将治理、善
治和全球治理的思想直接应用于实际的最初机构，是诸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
类的国际金融组织。”所以，治理理论对于多元主体的强调来源于西方社会对国家、市场
的不信任，加上跨国治理问题的出现，需要更多元、更灵活的主体来解决复杂社会中的问
题。而随着社会发展与政治文明的不断进步，公民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变得日益重
要，这在实践层面为社会力量参与治理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例证。
同样，顶层设计将国家和政党作为国家治理的主体，是由现实环境决定的，符合中国
的实践条件。在实践逻辑上讲，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种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方式的
主动探索，所以治理主体更应当立足于中国的政治环境与实践。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
由国家力量推动，政党引领的。从治理到国家治理，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强调国家的 “在
场”，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部分。同时，中国共产党成立以
来，就形成了党建驱动国家建设的路径。政党在中国所承担的使命与任务完全不同于西
方，如果说西方政党是在现代国家已经形成的基础上，作为一种适应制度需求而存在的工
具性 “变量”，那么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需要承担起党建国家的任务，是当代中国政治
结构中的 “常量”。 现代中国以党建国的国家建构逻辑，要求党在这个过程中坚持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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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领导国家，所以在建设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党对现代化建设的推动必然对国家
治理现代化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如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提到的：“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不断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党和国家事业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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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和讨论

在 “治理浪潮”与 “顶层设计”双重动力的推动下，国内的治理研究完成了两次转
向。首先是 “治理”概念从操作性概念转向学理性概念。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国际公共政策和
学界将治理塑造为强社会中心、弱制度偏好的学术概念，被国内学界，尤其是政治学界、
社会学界、公共管理学界普遍接受。将 “治理”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这一期间发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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