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5 - 《党政研究》2022年第2期

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 官方话语中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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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的论述逐渐发展，２０１３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 《决定》以 “社会治理”替代了
“社会管理”，将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
强调以系统治理 （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来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２０１７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将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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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法治保障”明确为社会治理体制。 可以看出学界国家治理研究中的高频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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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社会治理”“中国共产党”“政府治理”“法治”“社会组织”等与官方话语中治理体
制所涉及的内容高度相关。
两类理论资源在推动议题从治理到国家治理转化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国际
治理思潮带有强烈的西方实践背景，中国学者们在借鉴时需要寻找其中能够更好匹配国内
实践之处，比如对于 “元治理”理论的借用反映出部分学者对国内现阶段 “强政府 －弱
社会”特征的关注。而在官方话语设置的国家治理议题下，基于对政治话语的理解对国家
治理现代化进行学理性阐释，使相关研究带有一定解读式的特征。由于政治话语有一定理
论宣传的需要，学术研究中也 “跟风”出现了理论宣传重于学理分析的倾向。
（三）价值目标的确立：善治与现代化
治理和国家治理都有其价值目标。治理的价值目标是善治，而国家治理的目标则是现
代化。
２１ 世纪初，受西方治理理论的影响，早期学者将 “善治”等理念作为治理的价值目
标。用这一观点主要倡导者俞可平的话说，“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就是善治”， 并将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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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为 “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和管理活动”，“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责
任性、回应、有效、参与、稳定、廉洁、公正”是善治的基本要素。根据这种看法，以
“善治”为价值追求需要通过对多元治理、分权、法治、服务、开放等价值观念的强调来
推进国家治理建设。“善治”本身就是西方治理思潮中的重要代表，以 “善治”作为治理
价值追求的这类观点与西方治理思潮有着密切关联，代表了以治理观念为基础来塑造国家
治理价值追求的路径。
国家治理在官方话语中的表述一直与 “现代化”相连。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之一，所以现代化在顶层设计语境中是一个宏观的价值目标体系。
２０１７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 ２０２０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２０３５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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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特征，本身也具有价值目标意义，因此其实现阶段明确为：“ ２０２０ 年形成系统完备、
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２０３５ 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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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２０４９ 年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 在这种官方话语的指引下，学界将 “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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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治理的价值目标，前文表 ３ 中显示 “现代化”作为第三个高频关键词出现在国
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中。
然而，学界对这一现代化的讨论发生了分歧，焦点在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否是中国发
展 “四个现代化”之后的 “第五化”。由于同样使用了 “现代化”这一概念，国家治理现
代化似乎可以作为 “第五个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现代化思想进一步深化的结果。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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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明确反对这种观点，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与 “四个现代化”在逻辑上并不属于同
一层次：“四个现代化”处在发展生产力的层面，“国家治理现代化”强调制度的现代化，
属于生产关系层面，因此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 之所以产生这种分歧，在于 “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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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的含义较为模糊，现代化具体定义是什么，包含了哪些要素，是价值层次的概念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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