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5 - 《党政研究》2022年第1期

是当下数字政府建设的试金石。由此不难看出，数字政府建设的核心旨趣在于，要以社会
和公众需求为导向，主张与公众对话、倡导社会参与的话语指向，促使学术界致力于新的
范式的构建。或许，这正是数字政府建设对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建构重要的贡献所在。
（三）治理逻辑
化制度优势为治理效能，是探究 “中国之治”的有效路径。 数字政府要成为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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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治”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就必须将 “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厚植于其全过程，来探寻
数字政府建设的治理逻辑。然而，数字政府从起源时便长期处于公共管理学科的学术边
缘 ，与生俱来的短板让数字政府和政府治理现代化之间有如隔了一道无形的沟壑。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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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数字政府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式微，公共行政应始终秉持提升政府治理有效性的理论自
觉，不应容忍在回应数字政府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出的无助。值得庆幸的是，
公共行政历经工具属性和价值属性两个钟摆运动后，穆尔 （ Ｍａｒｋ Ｈ． Ｍｏｏｒｅ）的公共价值
（ ｐｕｂｌｉｃ ｖａｌｕｅ）管理理论和波兹曼 （ Ｂａｒｒｙ Ｂｏｚｅｍａｎ）的公共价值失灵 （ ｐｕｂｌ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逐渐形成了西方公共行政学界的两个主要论域。这为我们探索中国数字政府建设发展的理
论指向提供了研究基点和创新空间。始终以人民为核心，追求部门协同、公众参与，倡导
共建共享共治，以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落脚点，秉持这种发展理念的数字政府
或能成为撬动政府职能转变和加速治理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公共行政学新范式。这种基于本

土化的东方智慧也是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拓展演化和实质性贡献。
实践层面，数字政府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国各级政府也涌现出了一大批饱含有本土
元素的创新性探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
景目标纲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方位，在第
五篇 “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中提出了 “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的战略要求。
这是继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 “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 “加强数字政府
建设”后，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
年规划中，以国家意志将数字政府建设写进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通过 “加强公共数据开
放共享，推动政务信息化共建共用，提高数字化政务服务效能”，充分激发数据活力和技
术赋能作用，倒逼政府机构优化和职能转变，使数字政府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无论是发端于浙江的 “最多跑一次”、江苏的 “不见面审批”、广东的 “数字政府”，
还是上海的 “一网通办”，都是新兴信息技术浪潮下数字政府助力 “中国之治”的真实体
现。在这个意义上，数字政府有望成为实现政务服务和公共产品供给从 “有”到 “优”、
从 “生存”到 “生活”、从 “公共产品供给”到 “人民需求满足”的转换器，以及集中
表现高质量实现均等化的治理效能与以人民为中心的显著优势的显示器。
（四）发展模式特征总结及比较
通过前面三种发展模式的比较分析，上文建构的渐进式分析框架对推动数字政府建设
的建构逻辑可以得到初步阐释，表 １ 从主要目标、职能优化、技术嵌入、数据赋能、业务
重塑、公众参与和治理效能等 ７ 个方面进一步总结和比较了不同发展模式的基本特性。
表 １ 三类发展模式基本特性比较

发展模式 主要目标 职能优化 技术嵌入 数据赋能 业务重塑 公众参与 治理效能
工具逻辑 提升管理能力 弱 中 弱 弱 弱 不明显
价值逻辑 提升参与能力 中 中 中 中 强 一般
治理逻辑 提升治理能力 强 强 强 强 强 明显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归结出，以上三种发展逻辑具有一脉相承的演化和继承关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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