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2 - 《党政研究》2022年第1期

第三方中介的监督和依赖 。从平台政府到数字政府，还意味着要培育公众参与精神和
〔 ３１〕
提高公共价值。１９９５ 年，Ｍｏｏｒｅ 在其著作 《创造公共价值：政府战略管理》中首次提出
“公共价值”（ ｐｕｂｌｉｃ ｖａｌｕｅ）。他认为，公共价值是公众对政府期望的合集，并将其视为组
织续存和公共部门战略管理的重要基础。 为了更好实现公共价值，管理者必须找到一条
〔 ３２〕
道路，以将政治、实质 （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和管理三者统一起来。 ２００６ 年，Ｇａｒｒｙ Ｓｔｏｋｅｒ 提出
〔 ３３〕
公共价值管理应作为继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之后的第三种公共行政学范式。 毫无
〔 ３４〕
疑问，数字政府建设应基于诸类平台，以公众为核心，以公共价值为遵循，加快实现既有
平台政府的服务性和价值性。以上述三点分析为基准做对标，目前国内广泛建设的上述三
类平台形态距此尚有差距。如何跳出传统公共行政中被 Ｄｏｎａｌｄ Ｆ． Ｋｅｔｔｌ 讥讽的 “自动售
货机式 （ ａ ｖｅｎｄ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ｍｏｄｅｌ）”政府窠穴 ，实现公共行政在 “集市理论”发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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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上的必要拓展和全面超越，无疑是由平台政府向数字政府跃升的客观要求。
（三）数字政府与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
数字政府成为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和优化职责体系的催化剂。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
机构改革已经进行了 ８ 轮。截至 ２０２０ 年底，全国有 ２５ 个省成立了数据管理机构负责指导
本省数字政府建设。 从本次改革特点来看，数字政府管理和建设的体制机制发生了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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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变革，在逻辑层面突出 “职责归类”，在内容层面强化 “统筹协同”，在结构层面明确
“府际差异”。 比如，作为数字政府改革的切入点和发力点，广东组建省政务服务数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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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局，承担着推进 “数字政府”建设改革的特殊使命，旨在 “促进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协

同应用，提升政务服务能力”。从职能层面看，各地的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或大数据局承
担着本地区政府数字化转型、政务服务改革和大数据资源管理等工作。不容忽视的是，尽
管各省级政府均将数字政府建设作为提升治理能力的切入口，但职能职责体系的个性化也
造成数字政府建设的区域异质性。比如，政务服务改革和数据资源管理职能的合并容易实
现政务服务数据汇聚融合，有利于进一步充分激发数据要素活力，从而为提升服务质量、
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履职能力提供活水源泉。实际运行中，大数据管理部门多数承担本级
政府信息化统筹建设职能。上述两种管理职能的分离，有产生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和业务需
求 “两张皮”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差异性，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公共管理要因地
制宜探索创新的理论魅力。
数字政府加快推动政府组织模式扁平化。韦伯认为，从纯技术的观点来看，官僚制能
为组织带来高效率。不可否认的是，官僚制是工业社会最高效率的组织制度，是人与人之
间社会关系的秩序化 。但数字化转型的改革浪潮倒逼政府由传统的层级制管理模式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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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向向扁平化模式转变。正如古利克所说：“在行政科学中 （无论是公共行政，还是私人
行政），基本的 “善”就是效率。比如，发端于浙江的 “最多跑一次”改革 ，依托全省
①
政务云平台建立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的浙江政务服务网，实行 “一窗受理”“一
网通办”；设立咨询投诉举报平台，实行 “一号接听”，实现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 “最
多跑一次是原则、跑多次是例外” 。上述改革本质上都摒弃了传统的层级制式管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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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网络虚拟空间中打通部门壁垒，实现政务服务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
跨业务的协同。“最多跑一次”改革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稳定的动力结构，已被视为数字
政府的先导性工程 ，其在扬弃官僚制助推扁平化管理模式的同时，以最简最快最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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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８年 １１月 ３０日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浙江省保障 “最多跑一次”改革
规定》，明确提出，“最多跑一次”是指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向行政机关申请办理一件事，申请材料齐
全、符合法定形式的，从提出申请到收到办理结果全程只需一次上门或者零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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