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0 - 《党政研究》2022年第1期

意义的探索，并碰撞出了许多原创性的富有见地的思想火花。这些前沿问题的探讨从多个
角度阐述了数字政府 “新现象”，为数字政府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但
是，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数字政府某个方面的临摹或描述，总体来看呈现出碎片化表
征。同时，传统管理理论在解释数字创新和数字化转型实践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
〔 ５〕
数字政府研究的多学科性进一步阻碍了其向 “深层理论化”方向发展 。这就意味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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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理论研究缺口，已难以用传统的研究路线做一些修修补补，而是必须立足中国全面开启
社会主义新征程的历史方位，着眼突破既有理论框架来寻求适合本土实际的理论创新。
要理解这个世界，首先必须尝试解释它。 于数字政府亦然。“大问题”研究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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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衷之一就在于消解公共管理研究中过度的分散化或碎片化 。１９９５ 年，贝恩在 《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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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大问题》一文中率先提出了公共管理学的微观管理 （ ｍｉｃｒｏ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激励
（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和测度 （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三大核心议题，并将之视为公共管理学的 “大问
题”，拉开了 “大问题”研究序幕。 纽曼提出，如果公共管理学想要成为一门科学，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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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解决适当的基础研究问题。 柯林则认为，成功识别 “大问题”的最大挑战在于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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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关注管理部门日常的工具性问题”，事实上，我们 “应聚焦于如何使公共管理嵌入更
大范围的社会价值” 。尽管三位学者对 “大数据”问题认知有所差异，但正如贝恩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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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共管理的诸多挑战都是由于我们对其大问题认识不清所造成的 。这些基于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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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研究的主要思路启示我们，数字政府研究的深层意蕴和本身价值已不在于找寻、发
现、解答数字政府某个具体的问题，而在于倡导和激励学术界将更多的关注和精力投入到
探寻普适性的基础理论研究。可见，“大问题”研究的出现，为消解界内缺乏源于一般的
理论基础或发展逻辑方面剖析和解释数字政府世界这一困境，提供了更宏大的理论视野。
同时，基于 “大问题”视角的数字政府理论探索和深入研究有助于拓展公共管理学基础
理论的建构和发展。据此，本文拟以数字政府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落脚点，
回答数字政府 “因何、依何、如何”三个层层递进的 “大问题”为主线，遵循从宏大叙
事到微观建构的行进线路，以集成延伸前人成果为研究基础，分别基于宏观、中观、微观
三个维度聚焦 “数字政府与治理场域” “数字政府与治理平台” “数字政府与治理能力”
三个理论问题为着眼点进行治理现代化面向的理论诠释。继而，从工具逻辑 （历史逻
辑）、价值逻辑 （现实逻辑）、治理逻辑 （未来逻辑）解构数字政府建设的逻辑演化。最
后，以宏观历史方位和微观实操为落脚点建构数字政府的顶层框架和行进方略。

二、理论辨析：从三个理论问题界定数字政府的特征
（一）数字政府与治理场域的紧密耦合
自从有人类社会开始，人们对 “什么是好的国家”“如何建设好的国家”的追问就从
未停止过。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在 《理想国》中构建了哲学王统治下的三等级的政
治体制，设计并展望着心目中理想国度的蓝图，后来柏拉图发现自己心中理想国的构建、
治理和正义只能存在于理想中。即使如此，他对国家治理的探索并未停歇。如果说 《政治
家》是柏拉图的政体思想从理想到现实、从人治到法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那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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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篇》则被公认为奠定了后世追寻和探讨法治奥义、政府走向 “善治”的框架基石。从
这个意义上看，国家治理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话题。
政府治理即是国家治权的运行，是国家治理的具体实施和行政实现。 党的十九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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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全会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向，提出 “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
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

府”。这就为新时期全面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起到了纲举目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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