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9 - 《党政研究》2021年第6期

目标。２０１４ 年，随着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发展，原来拘泥于商业领域的 “信用”，逐
步扩大、辐射到公共领域和社会领域。无论是政务诚信、司法公信、社会诚信，还是商务
诚信都兼具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双重属性。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来推动社会协同治理，
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普遍接受的观念。新时期提升乡村治理能力需要创新治理机制，需要
改善政府与乡村的关系来激发乡村治理的深层活力。在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
指导下，乡村治理和社会发展都需要整合多元治理主体的力量。以社会多元力量共担治理
责任实现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的结构性转型是一个新的治理方向。 农村信用体系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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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加大了普惠金融资源的供给，银行的智慧乡村综合管理服务平台，为农民提供多种业
务服务，构建了线上与线下相融合的乡村便民服务体系 。它通过机制嵌入更好地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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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金融的乡村治理功能，成为乡村治理方式，既革新了乡村治理技术，又丰富了政府治理
乡村的抓手，更容易达到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目的。
其三，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消解了乡村治理的风险。长期以来，我国农民整体收入水
平、购买力低于城市居民，一些农村成为低收入群体的聚集地。阿马蒂亚·森强调，“在
发展中国家应对各类未知风险的过程中，侧重保护弱者的兜底性福利制度和政策对于社会
稳定至关重要” 。乡村治理风险主要来自乡镇、村组织执行政策的偏离、失效，抑或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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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一段时间以来，政策红利不足、乡村发展缓慢、个别村民不信任基层政府带来冲突，
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农村信用体系嵌入乡村治理后，成为了有力的乡村治理工
具，因为信用评价结果为上级政府指导、监督和任免基层干部提供了重要参考指标。此
外，农村信用体系能降低村民的融资成本，提升乡村信用的价值，有利于提升农民收入、
改善生活水平。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增强了农民抵抗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的能力，提高了村
民的心理安全感，减少了不稳定因素，增强了农村社会的韧性，有利于防止经济压力和社
会问题的双向传导和相互强化 。农村信用体系使乡村治理更公开透明，可以预防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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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从而有效降低乡村治理风险。
其四，农村信用体系提升了乡村治理的法治化水平。法治是乡村治理的价值基础和要
求。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经济运行、矛盾纠纷的解决都需要发挥法治理性的权威价值；乡
村发展需要制度性支持，乡村治理的合法性、合理性需要制度红利为基础。推进国家治理
的现代化，其核心是推进国家治理的法治化。 然而，我国乡村社会差别巨大，宏观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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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很难照顾到乡村治理的独特性，农民法律意识较为淡薄，在乡村治理过程中融入法
治系统，往往会面临 “效率贴现”陷阱。从 “五位一体”农村信用体系实践过程可以看
出，随着农村信用体系的嵌入，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个维度都被制
度化，从而提升了乡村治理的制度支持和制度化水平。农村信用体系在党的领导下，在各
种行政力量、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共同推动下，乡村治理制度化、法治化水平得到提高。
信用采集、信用评价、信用结果的运用，不仅包含了党和政府的意志，还体现了农民、村
民委员会、农村经济主体及其他组织的意志，从而使乡村治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促进
了村民依规办事、依法办事的法治意识。农村信用体系的适用范围更广泛、适用方式更灵
活，既降低了乡村法治的成本，又可以解决乡村治理的制度瓶颈；既改善了政府治理乡村
的方式，又提升了乡村自治的制度水平。
其五，农村信用体系推动了乡村文明进步。“道德是适应一定经济基础和阶级需要而
产生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以独特的方式为经济基础服务，并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而
发展变化。” 随着社会转型加速，多元文化冲击乡村传统，乡土文明对农民的约束力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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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弱。城市发展的 “虹吸效应”加剧了乡村流动，“熟人社会”正在逐渐离散。当前随
着农村信用体系的嵌入，整合、外化和稳定农村信用，乡村治理机制发挥着农村信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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