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9 - 《党政研究》2021年第5期

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集体经营。在此基础上，１９５８ 年，党中央出台 《在农村建立人
民公社问题的决议》，鼓励建立公有化程度更高、规模更大的人民公社。开展合作化后，
“人虽然还是那些人，但通过组织个人力量大得多，以前不容易办的事情，合作化之后就
不难了。” 通过这一系列的生产变革，到 １９５７ 年底，全国农业生产总值比 １９５２ 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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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２４． ８％，年均增速达 ４． ５％，人均拥有粮食 ３０６ 公斤，顺利完成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
划。但另一方面，人民公社的 “三级所有”制度不断模糊土地产权、集中经营管理、平
均分配收入，这种不具有排他性的制度从根本上否定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脱离了当时的
生产力发展水平，无法形成竞争机制和竞争秩序，随着农民对土地产权的逐渐弱化，农民
的主体意志和个人意愿开始淡化，平均主义开始盛行，截至 １９５８ 年底，全国共有 １． ２ 亿
农民加入了高级合作社，虽然土地名义上归农民所有，但农民和土地间的产权关系已名存
实亡。由于个人报酬和劳动效率关联度降低，做多做少、做好做坏一个样，搭便车、偷奸
耍滑等机会主义开始盛行，最终导致农业发展的停滞和倒退。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土地 “两权”分离基础上提升农业
产出效率
“一家一户式”的农业经营模式具有相当的活力与韧性，这种活力与韧性蕴藏于 “家
户制”的传统之中。此时，人民公社的体制弊端，体现的就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水平
的不相适应，导致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温饱问题成为广大农民的当务之急。这一时期，通
过建立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土地制度，农民拥有自主经营的基本权利就成为生产
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必然要求。产权关系与经营关系的分离对于当时正确处理农地关系、解
决农村主要矛盾意义深远。为了解决温饱问题，１９７７ 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 １８ 户农
民偷偷实施了 “包产到户”，揭开了新时期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序幕。特别是 １９７８ 年秋，特
大旱灾的爆发阻断了安徽的秋种进程，审时度势后，９ 月 １ 日，安徽省委决定将部分撂荒
的土地借给农民，每个农户可向集体借三分地种菜，进一步为 “包产到户”的复活酝酿
了机会。可以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发明的，“农村改革中的许多东西，都是基
层创造的，我们把它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１９７８ 年底，安徽省实际推行 “包产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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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的生产队已达 １２００ 个，１９７９ 年发展至 ３８０００ 个，在全省生产队中占比约 １０％。与此
同时，全国各地都开始隐蔽或公开地实行 “包产到户”。随着包产到户产生了实效，国家
开始逐渐意识到，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势在必行。１９８２ 年，农村改革的首个一号文件
《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肯定了联产承包制的作用，提出联产承包制不仅协调了个人利
益和集体利益，同时发挥了农民自主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的积极性，这就为联产承包、包
干到户提供了政策依据。１９８３ 年，党中央通过的 《关于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
的通知》更为明确地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
实践的新发展”，这种经营更具灵活性、分散性、及时性和效率性，农户生产什么、如何
生产、何时生产、劳作时间均由农户自主选择，这种模式更能适应农业生产经济活动。这
一评价让农民吃下了 “定心丸”。邓小平指出，从长远看，我国社会主义农业改革要有两
次飞跃：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个飞跃，是推进
适度规模经营，为适应生产社会化需要发展集体经济，勾勒出农业长期发展体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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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国家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按照农村户口、劳动力数量，将土地分给
农民自主经营，为了配合农业生产经营制度改革，党中央在肯定土地合理承包的基础上，
推进了一系列的改革。
一方面，党中央开始有计划的推进农产品价格与市场化改革。党中央认为农产品的商
品化市场化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只有商品化市场化才能实现农村地区社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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