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1 - 《党政研究》2021年第4期

体把握不同话语主体的价值诉求，为不同诉求得以发声提供必要支持。如拓宽公众参与社
区治理的渠道，将居民居委会、业主委员会和趣缘性自组织等打造成国家制度诉求精准落
地的 “公共生活领域”，确保居民合理诉求的有序满足；在群体性事件应对中，政府应精
准识别 “话语框架”背后行动发起人、参与者、旁观者以及媒体等话语主体的诉求差异
和 “行动共意点”，因地制宜地协调不同话语诉求的冲突症结，推动群体性事件应对的科
学化和常态化。
３． 动员策略的数字化转向
“网络正成为行动、通告、动员、聚集、抢占或被抢占的手段，兼具动员策略和组织
基础的双重角色” ，为现实问题的协商提供了虚拟化场域，各方均试图借助数字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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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证观点或立场的合理性 。数字化技术对空间感的消解和共时性动员的强化，为公民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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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表达提供支撑，赋予了公民在虚拟空间中自我表达或选择立场的自由，为社会问题的探
讨提供了某种代替性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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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策略的数字化转向，折射出发展中国家在社会转型期间民意渠道不畅通的现实境
遇和草根基层的维权意识之间的矛盾性破解，甚至已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策略 。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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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因准入门槛低、造成反响大、成员联动快、匿名属性强、异质度较高等特性，使成员
迅速在成本收益的决断中作出选择，成为全球公民表达政治、经济或文化诉求的可行选
择。数字化媒体在的裂变式信息扩散和法不责众的风险均担机制，使 “沉默螺旋”得以
发声，生成具有同类价值意识的 “价值链条” （ Ｅｑｕｉｖａｔｌｅｎｔｉａｌ Ｃｈａｉｎｓ）而迈向 “数字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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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２． ０” 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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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策略的数字化转向，一是表现为实地事件的线上动员，将实地问题所激起的情感
共鸣和文化认同移植到网络空间，吸纳具有相似情感体验或文化归属的成员，为酝酿线下
行动提供支持。这种数字化网络更多扮演激发和扩散情感或认同的工具角色，为舆论民意
突破时空限制而付诸实践积蓄观念性力量。二是表现为线上事件的线上动员，将发生在线
上空间中的某些社会热点性或易引发争论性的内容经由数字化渠道传递给线上成员，将观
点所蕴含的道义感的呼唤和草根身份的认同推广至线上成员中，属于线上价值认同的线上
扩散。这种数字化动员同时兼具成员动员的方法论与目的论意义：以数字化技术为动员策
略，以数字化动员达成价值观认同的内化，确保线上事件所表达观点得到更多成员认可接
纳，而不要求付诸线下实践或行为人的物理在场。
我国政府应推动数字化动员从无序化向有序化的转变。一方面，依托现场动员和网络
传播相关理论，探索数字化动员的发生机制，为梯度化应对网络动员中的非理性情绪、网
络暴力、人肉检索等提供框架支持，逐级消解负面舆论对公众心智的影响。如遴选具有公
信力的新闻发言人、专家型学者或自媒体公知来担任网络舆情的意见领袖，避免矛盾升级
而造成的破坏性后果。另一方面，应健全突发性议题数字化动员的预警机制，如对新冠肺
炎疫情不实谣言的流传，应及时召开记者会、听证会或新闻发布会等，将偏颇舆论扼杀在
萌芽期，净化公民参与社会议题探讨的网络空间。同时，还需完善常态性议题数字化动员
的制度体系，推动网络信息传播领域的专门性立法工作，有效遏制恶性事件对社会秩序的
冲击。还应健全公民探讨医疗教育、国家战略等议题的参与机制，疏通网络信箱、微信微
博、抖音直播、政府热线和云听证会或研讨会等民主参与渠道，在增强政策认同度的同
时，发挥建言献策的主人翁精神，增强社会问题网络化治理质量。此外，还应增强线上议
题转向线下行动的执行力，重视网络中报道的社会问题，如暴力执法、抗议拆迁、食品安
全等的线下回应，及时公布处理结果以平息舆论，树立政府公信力和执政权威性。
４． 重视情感性因素的作用
“社会运动研究到处充斥着政治、经济和抗争，根本看不到情感的踪迹，任何想从文
献中找到情感字眼的努力都是枉费的。但现在，是时候关注情感因素在社会运动中所起到
的作用了” 。尽管新社会运动论的 “认同感政治” （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和框架建构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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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意性运动” （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概念看到了情感在激活实体边界 （性别、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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