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0 - 《党政研究》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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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根植于错综复杂的社会结构中,谋求符号性话语或文化性认同的意义建构过程。
                  全球化时代,任何社会问题的出现与破解都不能局限于具体国家或特定社会,而应在
             共识性话语、共通性情感和共存性互动的融合中走向 “全球共治”。受此影响,社会运动
             理论也逐渐从情感、理性、资源和制度的分析范式转向诸要素共融的综合化范式,以协商
             对话、民主平等为基础的社会问题治理范式将成为主流趋势 。这些发展趋势和范式转向
                                                                            〔 36〕
             对于当今中国的社会治理也提供了重要启示。
                  1. 以 “共治思维”为理论的逻辑基点
                  命运同体的数字化时代,社会运动理论的探讨不再局限于特定政治、经济、地域、民
             族等因素中,而是走向理论术语融通、研究方法互鉴、研究领域跨界的理论探讨 “综合
             化”,强调全球性社会问题的共识性应对,以 “共治思维”统领社会运动理论发展方向。
                  “共治思维”统摄下的社会运动理论的探讨,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理论术语融
             通。譬如以 “抗争性行动”概念来统摄革命、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等,拓宽社会运动的
             外延,丰富社会运动理论探讨的素材;凝练具有 “类属性”的理论术语,增强概念自身
             的文化统整性和类主体归属感。二是研究方法互鉴。倡导价值预设的自我悬置,规避抽象
             理论框架的生搬硬套,用本土思维解读本土事件,得出具有信服力的结论,增进研究主客
                                                                                                 〔 37〕
             体间的情感共鸣;倡导社会运动理论内部各方法的综合运用和 “联合性理论” ( Union
             Theory)分析问题。譬如借鉴数理统计学、媒介生态学、空间心理学等领域研究方法,全
             景化剖析社会运动的动力、目标、动员及战术选择等。三是研究论域跨界。在复杂问题解
             决需要复杂性思维和复杂性视域的趋势中,社会运动理论探讨正摆脱政治意识形态、文化
             信仰体系、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限定和学科规训逻辑的制约,走向跨界研讨。如从数字
             传媒视角审视网络性群体事件的演化机理以及对全球化运动或跨国性社会运动分析框架的
             动态建构等。
                           〔 38〕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治理,需要拓宽集体抗争行动的内涵与外延,将其置于社会转型期
             矛盾激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协商博弈的全球化语境,以 “群体性事件”概念来消解 “集
             体抗争”的冲突性倾向、“集体行为”的非理性化倾向、“抗争政治”的政治性倾向,提
             供全球范围内群体抗争性问题探讨的 “对话公约数”。同时,应把握社会运动理论探讨的
             跨界性趋势,借助 “空间动员理论”的观点,优化社会公共场所的空间布局,营设有利
             于实施民主协商、交互对话的空间环境;发挥 “联合性理论”在剖析群体性事件中的作
             用,将群体非理性情绪的酝酿、行动策略可行性的评估、群体成员的认同建构、动员场地
             与环境的特殊性等融入群体性事件解决的过程,增强相关问题应对的针对性和系统化。
                  2. 探讨 “话语性因素”的作用机制
                  话语分析视野中,组织行动被视为话语建构的过程。探讨话语是如何为组织选择或建
             构、如何影响个体或组织的行动,成为诸多社会运动理论关切的热点问题。如借助国家与
             社会结构的关系视角探讨话语性因素的作用,指出 “近现代以来,绝大多数社会变迁都在
             国家形态下完成,制度结构的完善也带有国家意志烙印,因而社会运动是国家权力与公众
             诉求动态化博弈的结果” 。因而政体性质、制度安排和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互动传统等为
                                       〔 39〕
             剖析话语性因素作用机制提供了思路。
                  话语性因素的作用机制表现为:为行动培育组织信仰或群体价值观;为行动提供实践
             性策略指导;为行动提供生理本能性解释。在群体性事件中,三种机制同时作用于行动
             者,很难精准研判群体信念培育、自我策略认知及本能生理情绪的效用权重。但从国家与
             社会的关系来看,当社会组织具有较高的自主化权限时,倾向于借助 “认知性策略”来
             动员组织成员;当社会组织的自主性程度偏低时,倾向于激活成员的生理情感或本能惯习
             来维系组织行动;而为群体行动建构 “命运共享”的意义模型,则渗透到任何社会组织
             的运行过程。这种意义模型的动员力强弱取决于制度权威性与组织自由度间的张力 。
                                                                                                    〔 40〕
                  在中国语境中,话语性因素分析并不指向非理性群体行动或破坏性群体事件,而指向
             国家倡导、制度允纳、情绪正面的常态化社会改良事件。在群体性事件预防中,政府应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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