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6 - 《党政研究》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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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政务基础与领导重视,而资源禀赋不同 (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资源)的地区
取决于不同的影响因素组合 。类似地,研究显示省级政府的网上政务服务能力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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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水平的地区受到不同因素组合的影响,并形成政府组织开放性和政府内在动力两种实
现模式 。对中国地级市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互联网服务能力受到信息化水平、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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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服务平台建设、邻里效应、经济发展水平、公众服务需求等因素的影响。 最近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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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市政府网站绩效的纵贯研究显示,地区间差异随着时间而收窄,这同府际学习有很大关
系,而不同地区受到不同因素组合的影响 。还有研究表明,主责官员的任期同政府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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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技术应用效果呈 U 型曲线关系,表明 “一把手”对数字政府建设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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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国内数字政府实践,已有研究对浙江省 “最多跑一次”改革 〔 34〕〔 35〕 、地方领导留
言板 、“云上贵州” 等进行案例研究,发现了各地推进数字政府建设面临的共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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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有研究发现解耦机制、信息披露机制和对话机制是电子政务改进政府问责的三个主
要路径。 有研究显示,技术设施建设、财政资源供给、同侪竞争压力、技术管理能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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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外部需求等综合作用,共同塑造了不同地方政府的网站建设绩效。 组织内部不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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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 (如地方政府领导人、行政总汇管理者、职能部门管理者、窗口工作人员)的权力
集中程度和利益冲突程度不同,并导致其对信息技术的不同认知和互动策略,进而对政府
网上服务系统的运作机制产生综合作用。 针对国际经验,国内学者进行了较多介绍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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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包括美国、英国、丹麦、韩国、新加坡等国家。此外,经合组织国家数字政府研究
( OECD Digital Government Studies)项目对十余个国家的数字政府实践进行综述和评估,
为比较案例研究提供了素材。
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关键问题,对此一些研究进行了初步探讨。数
据共享涉及政府内部不同部门的共享和政府向社会开放数据两个层面,复旦大学对地方政
府数据开放状况进行评估,并提出 “数据林”的概念 。针对数字政府的数据共享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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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协同,有学者提出公共服务大数据共享面临本位主义、路径依赖、动力缺失、风险规避
等体制障碍,并需要在理念转型、完善法规、整合平台、考核问责等方面发力。 还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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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为,缺少标准、运维、软件和落实,使政务服务数据共享仍然停留在初级阶段。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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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和贵阳市的研究发现,省级大数据治理以重构式为主,强调统筹规划;市级大数据
治理以探索式为特征,强调实践应用。 还有研究发现,跨部门政务信息共享的主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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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包括三类八项,分别是人员因素 (知识和责任意识)、共享部门因素 (共享效果感
知、成本投入和承担的风险)、共享环境因素 (法制建设、上级领导表率和共享平台建
设)。 对上海市的研究显示,政府大数据能力包括数据共享、数据公开、数据监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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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再利用等方面的能力,并受到组织支持、组织文化、信息架构等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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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政府普遍采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政府购买服务或服务外包等方式建设和运
营,企业成为政府采购的主要供应商。虽然企业在数字政府建设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但是相关研究却出现 “选择性失明”,几乎少有研究触及。这同电子政务的研究者主
要来自行政管理专业有关,他们对政府侧研究较多,而对企业侧则关注不够。虽然大量研
究关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 PPP),但是却很少将数字政府建设作为其应用场景。 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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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建设一样,数字政府建设的造价高、投资周期长、技术复杂,在政企合作、合同管
理等方面的挑战较大。更加重要的是,数字政府建设意味着政府与企业的深度互嵌,政府
对企业的依赖度也更强,这使政商关系问题成为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 数字政府建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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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常常成为政企合谋和贪污腐败的重灾区,由此导致许多难以预料的负面影响。有学者以
政策企业家理论为依据,对微信医保卡的研究揭示了互联网公司推动政策变革和扩散的关
键策略,包括建构问题、普及问题、建立联盟、改革制度和率先垂范。 与之相关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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