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4 - 《党政研究》2021年第3期

之日起就产生了两种研究路径。一是柏拉图的 《理想国》是基于理念，即人的理性思考。
换言之，柏拉图认为理想的国家是经过人的理性思考设计出来的，而不是自然野蛮生长
的。二是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国家是历史的产物，他的 《政治学》从 １００ 多个城邦的历史
出发，根据一定的标准加以分类、进行比较。尽管他有优劣价值倾向，但这种倾向蕴藏在
事实比较之中，而不是凌驾于事实之上 。不难看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辟出的两种
〔 ３〕
不同的政治学研究路径，前者强调 “应然”，从理想出发，以理性为据，注重价值规范的
内在逻辑；后者强调 “实然”，从事实出发，以事实为据，注重事实之间的相互联系 。
〔 ４〕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先秦以来的一大批思想大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中国古
代大量鸿篇巨制也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
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 。也要看到，中国很早就有治国理政的思想，但没有专门探索国
〔 ５〕
家问题的政治学。到了 ２０ 世纪，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学才开始在中国兴起 。经历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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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立初期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被取消以及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后，邓小平等人
“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论断提出，作为研
究国家和制度问题的政治学要恢复，要补课。由此，中国政治学一恢复，就是以研究制度
问题为己任的。正是这个原因，虽然政治学人也开始运用社会调查的方法关注 “是什么”
的问题，如王沪宁的 《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等，但政治学研究主要是依据文本的规
范研究，因此在相当长时间和从总体上看，中国政治学属于居庙堂之高的学问 。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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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偏重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研究，未能深入到广
袤的田野，走入寻常百姓家，成为政治科学研究方面的不足。
真正将政治学从文本带向田野的是村民自治研究，村民自治研究促使政治学研究从高
高在上的 “殿堂”走向下里巴人的 “田野” 。在村民自治的研究中，一批学者走出文
〔 ８〕
本，深入农村田野，通过发现事实，使得政治学研究的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通道。这也便
是徐勇教授指出的将庙堂之高的政治学引入处江湖之远的农村田野，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
以调查为基础的研究方法、聚焦以农民为主的研究群体、形成调查自觉和理论自觉 。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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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华中师范大学的一批学者从领先一步开始村民自治研究，以 ３０ 多年锲而不舍的田野
调查为基础的政治学研究，逐步由调查自觉形成理论自觉，进而萌发出学派自觉，从而逐
步形成了政治学的 “田野学派”。２０１８ 年，该学派主要领衔者徐勇教授撰文 《政治学 “田
野学派”》的兴起，其学术团队创立 “田野政治学”公众号，且备受学界关注的 “政治学
人”公众号也将政治学 “田野学派”列为 ２０１９ 年政治学学科发展最被关注的三个新动向
之一，这就表明政治学 “田野学派”学派的学派自觉已经初步形成，并得到了学界的高
度关注与普遍认可。
作为一个刚呈现出雏形的崭新学派，其经历了怎样的萌发过程，在新的发展节点上取
得怎样的成就，面临怎样的局限与问题，将来又是怎样的发展走向，这些都需要作出系统
的梳理。但是这种梳理要拉长时间的尺度，放到更长的时空中去考察。回溯中国的田野研
究，早在 ２０ 世纪就已经开始。徐勇教授曾指出，中国道路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其鲜明
的特点是历史延续性而不是断裂性 。这种历史延续性却在 ２０ 世纪上半叶遭遇了极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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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面临 “断裂”的危险。由此，以认识中国农村为基点，进而解释中国、解决中国
问题的农村调查应运而生 。之后，便有了田野调查研究方法的传承，并且在村民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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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与政治学深度结合。应该同时看到的是，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了新时代，中国也由一个贫穷农业大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大国，由一个传统乡土中国转变成
为一个城乡中国，由一个落后的地区大国转变成了一个世界大国。由此，对政治学 “田野
学派”的考察就要放到新时代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大背景下来考虑，放到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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