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8 - 《党政研究》2021年第3期

的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的发展经历了 ３０ 多年曲折的发展过程，甚至于直至今天都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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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制度的定型。当前的中国正处于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之中，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的基层治理也已经走到新的历史节点。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旧的经济发展模式、基层
管理模式已难以为继，新的基层治理模式正在萌芽但还尚未完全建立。对于新的基层治理
模式，学界乃至全社会甚至还存在着迟疑、徘徊乃至是反复。这就需要政治学 “田野学
派”在现代化新征程中继续前行，为 “中国之治”夯实坚实的根基。
（三）全球化视阈下的 “先行示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深
圳期间还赋予深圳 “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方向前行，努力创建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的光荣使命。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
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自此，深圳及整个珠三角进入粤港
澳大湾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双区驱动”的崭新发展阶段。也就是说，“先
行示范”不仅是深圳的使命，更是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担当。从粤港澳大湾区整体来看，
大湾区建设不仅仅是科技创新、基础设施、现代产业等方面的内容，同样要推进的还有生
态文明建设，优质生态圈建设等方面的目标，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基层治理先行示范提供
了重要契机。更为重要的是，在广东省的 ９ 个地市中，又有很多更具前瞻性、更大改革开
放力度的试验性平台，这些平台为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积极借鉴香港、澳门等地社会治理
经验、探索基层治理新模式提供了最好载体与平台。如原属广东自贸区的前海深港社会服
务业合作区、南沙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横琴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等，都是探索新型
基层治理创新的有效平台。此外，东莞设立滨海湾新区，并积极筹建大湾区大学；深港科
技创新合作区则是会在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引入港澳管理模式；深圳市罗湖则致力于在
全域范围内打造深港社会融合试验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粤港澳城市大学等推动
深港合作的崭新平台。再有，很多示范区内又打造深港青年创新创业基地、粤港澳青年创
新工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华侨华人创新产业集聚区等载体。这些平台是大湾区内
开放程度更高的试验田，为探索未来城市模式、推进基层治理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
机，更为政治学的 “田野学派”在新时代实现新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四、政治学田野学派的拓展路向

从历史延续性的视角来看，政治学 “田野学派”既要回到历史现场，挖掘大国之治
的传统根基；又要预设未来场景，研究大国之治的美好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
区和粤港澳大湾区走在了全国最前列，并在新时代肩负着走出一条富有中国特色、广东特
征、深圳特点的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新路子，进而为中国之治贡献岭南方案的历史重
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更是让全国乃至全世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粤港澳大
湾区充满新的期待。伟大事业呼唤扎实有效的田野研究，伟大梦想需要 “田野学派”更
大的担当。当然，这也需要政治学 “田野学派”本身在研究广度和深度上的拓展与延伸，
以适应新时代的新要求。
（一）从华中走向华南
政治学 “田野学派”的学术共同体成员均是原华中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 （后升格
为 “中国农村研究院”）成长起的一批学者，虽近年来其学术成员已经遍布全国各地，并
由此结成了紧密的智库同盟，共同推动 “百村十年观察” “深度中国调查”。但恰恰是在
华南地区，虽然课题项目较多，但区域性智库同盟力量较为薄弱。华南地区融传统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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