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9 - 《党政研究》2021年第3期

于一体，既是中国传统乡土文化传承最好的地区，又是现代文明发展最好的地区，很早以
来就是田野研究的热土，并由此而曾形成了社会史、人类学研究的 “华南学派”。随着粤
港澳大湾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设立，华南尤其广东是再次走在全国最前
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探索。从经济特区到先行示范区，也是从
经济领域的改革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及党的建设改革的全方位拓展与延伸，
这个过程中也提出了很多新的重大课题，迫切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做出回答，尤其需
要在扎实的田野研究基础上的政策性研究。由此，新时代，政治学 “田野学派”需要一
个战略方向上的转向，借助华中师范大学与深圳市合作办学的良好契机，成立 “田野学
派”的华南学术研究机构，集聚一批聚焦华南地区研究的 “田野学派”研究队伍，像当
年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中南大学等华中地区理工院校师生支持深圳特区建设一样支
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的建设，在时代发展的最前沿、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建设的生动实践中提炼中国理论。
（二）从乡村走向城乡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同样是一个处于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中国，尤其是在粤港澳大湾
区，这种城镇化表现为当地人的就地城镇化和外来人的不断市民化。在作为先行示范区的
深圳，甚至在 ２００４ 年实现了全面城市化的基础上，已经开始了更高质量的 “再城市化”
过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与时代底色下，中组部自 ２０１７ 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城市基层党
建工作座谈会之后，开始将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的重心转移到城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也明确提出了市域治理现代化的概念。这就像需要 “田野学派”的研究者们也要将研究
的 “田野”随着城镇化的进程而 “进城”。从乡村到城市的转移，并不仅仅是因为城市成
为治理主要平台、美好生活的主要场域，更是因为城市性中所特有的多样性、复杂性、流
动性、不确定性为研究者提供了更为丰富、更为灵动的素材。当然，从整个粤港澳大湾区
来看，绝大多数地区仍处于城镇化的过程之中，“城中有村，村中有城”是当前的显著特
征。转型的过程恰恰是矛盾凸显的时期，转型的过程恰恰是需要及时的理论总结与智力支
撑的时期，这都为政治学 “田野学派”提供了新的舞台。当然，即便是在深圳，虽然已
经没有了农村建制，却仍旧存在农村问题———社区股份合作公司的问题、历史遗留违法建
筑的问题、征地返还的问题，等等，都为政治学 “田野学派”拓展城市研究的同时继续
深化农村研究提供了足以产生引领全国的先行示范成果的新鲜素材。
（三）从碎片走向系统
回溯整个政治学 “田野学派”的发展历程，华南尤其是广东一直都是研究的重点，
早在 １９９６ 年徐勇教授就在深圳宝安驻村调研，敏锐地捕捉到万丰村、轗岗村等工业化进
程中的村治新动向，并成为了其博士论文的重要案例支撑。“百村十年观察”项目也在广
东选了 １０ 个长期观察点。近年来，从云浮到清远再到梅州，从佛山到东莞再到深圳，政
治学 “田野学派”通过与地方政府合作横向课题项目的方式深入田野调研，一定程度上
触摸到了中国市场经济最活跃、市民社会最发达地区的时代脉搏。但整体看来，这种研究
还是碎片化的，有局部的、片面的深刻，却缺乏整体的、系统的认知，这显然与新时代粤
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不相适应。由此，政治学 “田野学派”应将其在发展过程中积淀的基
础性、学理性、区域性、系统性、主体性、传承性、比较性调查经验应用到粤港澳大湾
区，立足粤港澳大湾区这片研究沃土，制定系统性、整体性研究规划，重点在大型问卷调
查、社会基质调研、改革经验总结、口述史研究等方面发力，为粤港澳大湾区实现 “像绣
花一样”精细化、精准化治理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和智力支撑。
（四）从历史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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