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6 - 《党政研究》2021年第3期

的最优先位置，强调村治研究的问题意识来自田野，追求 “从农村研究农村”。而在理论
建构上，也已经开始注意到西方社会科学对村治研究形成的带有霸权色彩的学术教条的限
制，强调创造性提出自己的假设，进而与国际话语竞争 。不难看出，该团队从这一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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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已经开始注重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形成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
派，并且通过团队的共同努力取得了重要的成效。
（三）“百村十年观察”
从历史延续性的角度看，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构成并相互联系和不断变化的社
会系统，这也就需要通过将各个要素联系起来的系统性持续性调查进行整体把握，从而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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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调查成果严重碎片化、零散化的问题 。基于此，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２００６
年开始启动 “百村十年观察”，并于 ２００９ 年开始在全国铺开，主要是通过在全国选择 ３００
多个村、５０００ 多个农户进行定点的持续性跟踪观察，从而对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农村
有一个整体性的把握。截至 ２０１８ 年，在 “百村十年观察”大型调查的基础上形成调查报
告 ６ 万多份、６ 亿多字，完成咨政报告 ５１７ 份，其中 ４００ 多份被中央和省部级领导批示、
采纳、转用。更为重要的是，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徐勇教授及其团队先后提出了 “社会
化小农”“家户制”“东方自由主义”等对东方社会极具解释力且可与西方理论对话的概
念与理论，并推动学界在中国道路的历史根基研究方面迈出一大步。与此同时，其学术共
同体在深化村治研究的过程中更关注乡村治理的社会基质，尤其是抓住了 “农村土地产
权”这一乡村治理的核心问题，在土地产权与乡村治理、集体产权与乡村治理、林权与乡
村治理、矿权与乡村治理、水权与乡村治理、草权与乡村治理等研究领域进行了系统性研
究，实现了整体性突破。
（四）深度中国调查
新世纪以来，村民自治日趋行政化，面临着 “山重水尽疑无路”的困境，而广东清
远则 “柳暗花明又一村”，将村民自治单元由行政村下沉到自然村。这一改革引起了学界
尤其是徐勇教授领衔的学术团队的高度关注，为什么是清远，宗族底色发挥了怎样的作
用，宗族为何能有强大的凝聚力与战斗力 ？在对村民自治 “第三波”的研究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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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延续视角下对传统中国社会形态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也由此于 ２０１５ 年启动了 “深度中国调查”。“深度中国调查”将全国分为七大区域，从以
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为主体区域的华南地区开始，每个区域选择若干村庄，由学院教
师、博士生和高年级硕士生驻村调研，对村庄的传统形态、历史变迁、当前时态等进行全
面研究。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已经完成华南宗族、长江小农等六大区域的调查，形成村庄调
查报告 ２４２ 份，共计 ９６８０ 万字，还拍摄 １１６ 部村庄纪录片。此外，中国农村研究院还同
时启动了农民口述史调查，以土地改革、合作化运用、包产到户、土地确权等几次土地制

度变革为研究对象完成 １８５２３ 位 ８０ 岁以上老人的口述史调查，整理口述史访谈资料 ２． ５
亿字，尽最大可能抢救了即将消逝的基层社会史、形态史，记录了转型变迁中的中国乡土
社会。也正是在 “深度中国调查”的基础上，徐勇教授提出 “祖赋人权”这一基于中国
事实的具有极强解释力的分析框架。与西方建构理性 “天赋人权”相对应的是，“祖赋人
权”是基于人类最古老最原始的血缘理性而生成的 。“祖赋人权”的提出标志着该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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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在重构中国概念、建构中国理论方面迈出重要一步。也正是在 “深度中国调查”
的推动下，徐勇教授及其团队对于打破西方在社会科学领域的 “先占”优势形成了更强
的学术自觉乃至使命感，提出对待西方概念，要在解构的基础上根据中国事实进行重新建
构，从而对原有概念加以补充、拓展乃至颠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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