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4 - 《党政研究》2021年第3期

从而强化随机分配。三者各有利弊。究其根本原因，是研究者难以同时保证 “科学随机分
配”和 “有效的主动干预”这两大要素，并由此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实验研究方法本身
的性能局限。
２． 人类是否可以作为实验对象：政治学实验的学术伦理局限
政治学的实验研究法，有时难以避免面临伦理道德的问题：“人类是否可以用来做实
验”。学者米格拉姆 （ Ｍｉｌｇｒａｍ）用电击研究人类为什么服从权威的实验 ，以及著名的斯
〔 ７〕
坦福监狱实验 ，都被认为是学术伦理的典型反面教材。
〔 ８〕
机构审查管理委员会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Ｂｏａｒｄｓ，简称 ＩＲＢ）就是为了审查实验研究
是否符合伦理标准而设立的。在实验政治学发展较好的美国，很多高校和医疗机构都有设
置，此外还有部分 ＩＲＢ 是独立机构。在中国，类似的机构在高校和研究机构中并不是标
配。什么样的实验能做，什么样的实验不能做，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因为没有标准，
所以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很难得到许可并顺利开展实验。在反复商榷和沟通的过程中，
研究者可能会逐渐失去耐心放弃做实验，转而尝试其他的研究方法。
凡是以人类为研究对象的实验研究，理论上都应该遵循三个伦理原则：尊重、有益、
公平。 贝尔蒙特报告 （ Ｂｅｌｍｏ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建立了一个更细致的框架，规定了人类被试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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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以及研究者的责任 ，包括受试者有权免受伤害、有权了解研究过程、有权了解风险、
〔 １０〕
有权拒绝、有权退出、有权避免强制参与等。
政治学的实验通常不会存在生理上的伤害，但是 “欺骗”是常见的，可能会对受试

者造成心理上的伤害。盖勒 （ Ｇｅｌｌｅｒ）界定了研究中采用的三种欺骗类型：隐式欺骗 （ ｉｍ
ｐｌｉｃｉｔ ｄｅｃｅｐｔｉｏｎ，受试者完全不知道自己被研究）；技术欺骗 （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ｄｅｃｅｐｔｉｏｎ，受试者

知道自己被研究，但是不知道自己所进行行为究竟有什么意义）以及角色欺骗 （ ｒｏｌｅ ｄｅ
ｃｅｐｔｉｏｎ，受试者知道自己被研究，但是不清楚其他参与者是受试者还是实验者的同谋） 。
〔 １１〕
目前国内也并没有统一的规范能够清晰地界定哪种欺骗可以使用，哪种需要限制使用。
当然，欺骗本身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欺骗是干预的一种类型。换而言之，并不是一定
要用欺骗和伤害，才能对受试对象施加主动干预。好的实验设计追求避免 “有害的干
预”，追求 “可控的干预”。有学者认为，通过合理的设计，实验者和受试对象的合作也是
完全有可能实现双赢的。 这也是其他研究者，对政治实验 “有益性”的探索。
〔 １２〕
３． 实验法与其他政治学实验研究方法的兼容与互补
多年来，实验政治学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围绕上述问题展开的争论也从未停止。比
如，其中一种反对的观点认为，政治学实验动辄采用复杂无比的数学模型，很多模型是
“为了复杂而复杂，为了方法新颖而新颖” 。但事实上很多定量研究方法也会采用复杂
〔 １３〕
的数学模型，并不是政治学实验独有的问题。另一种常见的批评是，政治学实验的结论只
注重内部有效性，缺乏外部有效性。但是事实上，有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完全不需要在内部
和外部有效性上做平衡和取舍呢？相对的，一些偏激的政治学实验的支持者则认为 “非实
验”的政治学研究脱离实际。典型的比如格伯 （ Ｇｅｒｂｅｒ）等人认为，政治学缺乏经验检验
的理论过剩，后续的研究者又在这些缺乏验证的理论的基础上，继续开发更多的新理论，
所以这一类理论都没有说服力 。因此必须要用做实验的方式，实际验证这些理论是不
〔 １４〕
是真的可靠。如此循环往复，对学科发展无益。
法无定法。研究方法是为研究目的服务的，很难说哪种研究方法是完美的 “万能钥
匙”。研究方法只是工具，研究者能否恰当地使用这种工具才是关键。以实验为例，并不
是因为 “做了实验”就一定具备强有力的内部有效性，而是因为设计了 “优秀的实验”
才能实现。不同方法之间的差异不应该成为相互攻击的对象，相反应该成为互补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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