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6 - 《党政研究》2020年第6期

治者或国家代理人提供的一系列框架，并在两者之间建立起因果关系。文化自身能否成为
一个单独的变量并讨论其在政治结构中产生的作用，在第三代历史社会学中成为 “显学”
的同时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 ５１〕 ①
最后，帝国时代的多元异质性似乎也需纳入整体的中国国家演化的研究中来。正如前
文所述，关系叠加机制相较于之前提及的诸多国家建构机制具备了更强的解释力与更大的
弹性。但在血缘与地缘关系之外，中国国家建构似乎也有其他丰富多元的来源。徐勇教授
笔下的关系叠加理论立足将中华放在叙事版图的正中心，继而波卷与消纳其他汇入中国版
图内的异质性。但在这一过程中，血缘与地缘关系的多元传统与同质性也在不断迭代与消
解，异质性逐渐与多种关系相互捆绑与解绑，呈现出复杂与多元的时代特征。例如地缘关
系中的草原游牧式的制度安排，血缘关系中的多层性血缘 （清代的满汉血缘之分，元代的
蒙古、色目、汉人与南人之分）。 虽然这些异质性实践未能在中国国家演化过程中扮演
〔 ５２〕
主要角色，但对当时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的沿革产生了一定的调试。
总的来说，《关系中的国家》第一卷与第二卷为读者呈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
的同时，也如 “击水之石”为当代中国国家演化的历史探索打开了政治学研究的大门。
这一部如同及时雨般的著作解决了当代社会科学的两个难题：国家与制度的产生存在哪些
内在逻辑与基本逻辑？复杂与复现的政治现象是主观意志的产物或者互不关联的一堆碎
片，还是因内在的条件所限有其必然性？在这一脉络下，笔者不禁思考如下几个问题：历
史的车轮逐渐从前现代迈入现代后，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如何继续互动并形塑当代国家？
血缘关系是否依旧对当代社会留存影响？ 现代社会中的关系结构是否呈现更为多元的
〔 ５３〕 ②
特征？这一结构又是否为当代世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
经济体制与政治社会变迁正如滚滚长江，不断向前。我们看到了关系叠加机制在中国社会
变迁的不同时空脉络背后发挥的预测性效应，期待 《关系中的国家》后续卷本的付梓，
并为关于中国国家演化的历史比较研究提供掷地有声的重要理论和 “中国学派”。

〔参考文献〕

〔 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 Ｍ〕，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４：１０４ － １０５．
〔 ２〕曹正汉． 中国的集权与分权：“风险论”与历史证据 〔 Ｊ〕，社会，２０１７，（ ３）；渠敬东． 中国传统
社会的双轨治理体系———封建与郡县之辨 〔 Ｊ〕 ． 社会，２０１６，（ ２）；杨光斌． 历史政治学视野下的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 〔 Ｊ〕 ． 政治学研究，２０１９，（ ５）；周雪光．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
织学研究 〔 Ｍ〕 ． 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７；郦菁． 历史比较视野中的国家建构———找回结构、多元

性并兼评 《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 Ｊ〕 ． 开放时代，２０１６，（ ５）；Ｚｈａｏ Ｄｉｎｇｘ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

① 这一重视文化的研究运动常被称为 “文化转向”（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ｕｒｎ）运动。这一运动的出现与 ９０ 年代后至今美国社
会科学重视微观分析，深入到细节与进程中去的研究进路有关。在这场争议中，有一派学者认为文化的能动不
仅是决定性的，而且是日常的。例如罗宾·瓦格尔 －帕西菲西 （ Ｒｏｂｉｎ Ｗａｇｎｅｒ － Ｐａｃｉｆｉｃｉ）认为事件不仅是社会
变迁的关键结点。历史学家小威廉·厄休尔 （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ｅｗｅｌｌ Ｊｒ）以转型中的关键事件 （攻占巴士底狱）为例，
旧的结构断裂之后，文化与意识形态在人们脑中形成一系列图式，最终成为关键事件爆发的能动性来源。关键
事件结束后，图式转化为资源，并最终将断裂的结构缝合形成新的结构。
② 一位匿名专家指出，在家产官僚制的环境下，中国社会对于家族与家产 （血缘关系）的认同太强，导致官吏理
性主义被削弱 （韦伯，２００４ａ，２００４ｂ）。同样的现象还在孔飞力 （ Ｋｕｈｎ １９９０）与周雪光 （ ２０１３）的研究之中被
更多元地呈现出来，在这一种支配形式中，皇权与官僚权力并存治国，其中君权处于最高权力，官僚体制则为
皇权提供了组织基础和治理工具。基于血缘家产的皇权 （专断权力）不仅控制官僚体制的常规权力，前者还时
常打断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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