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2 - 《党政研究》2020年第6期

到的机制或结论也受限于特定的背景之中。郦菁曾指出西方公民社会中机制与结构的出
入。另外，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普特南 （ Ｒｏｂｅｒｔ Ｐｕｔｍａｎ）提出了一个机制，社会组
织为公民提供了可替代性的公共服务，所以在社区中社会组织平衡了国家权力，使得国家
权力更难触及公民。 然而，在另外一名著名政治学者迪兰·拉里 （ Ｄｙｌａｎ Ｒｉｌｅｙ）的研究
〔 １３〕
中，社会组织大范围存在于 １９３０ 年代的意大利，但由于意识形态与文化霸权的影响，社
会组织不仅没有阻碍国家权力的渗透，反而助长了国家与社会的联系。 在这个例子中，
〔 １４〕
两个学者的经验研究对象虽然都为西方世界的社会组织，但却得到了截然相反的结果。足
以说明，一定的机制只能在限制严苛的背景 （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中才能具有解释力，一
旦 “出圈”迈向多元复杂的结构，中层理论视角下简单机制的解释就倍感乏力。或许只
有寻找复杂或叠加的相关机制，才能捋顺社会科学研究之中背景或结构之中的多重路径。
在面临这种中层理论解释困境的背景下，《关系中的国家》因此在方法论上更加彰显
出重大意义。徐著矫正了以往国家建构研究中的中层理论与简单机制以偏概全谬误，转向
宏观结构中社会关系的叠加机制，通过多组因果关系链条探讨国家建构的机理。正如徐勇
教授所言：“在世界文明与国家进程中，中国是在原点上不断扩展，自我演化，并与外部
形成互动的大规模国家。” 徐著的机制研究建立在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与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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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之上，这种机制就是社会关系，而诸多不同维度的社会关系则通过相互叠加形成了
一系列的复杂机制——— “关系叠加”。其他如战争后勤与农业耕作促进国家理论化等相关
机制与关系叠加机制一起，构成了一套建立在中国 “大历史”背景之上的因果关系链。
可以援引徐著一部分展开，以往国家建构理论的主要流派专注于资本和强制作为国家
形成中的解释性因素的研究，探讨了最初由潜在统治者支配的金钱、枪支和人力的混合以
及统治者、精英和平民之间的战略互动如何解释最终的结果。也就是，统治者为了克服代
理问题并建立有效国家机构的结果。在这种状态形成的维度中，等级联系是由精英和其他
主体所授予的资源以及针对其资源枯竭威胁构成的，这显然是一种欧洲的历史状态。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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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徐著中，战争驱动理性化的路径不仅存在于与欧洲国家不同的国家机构与制度 （宗法制
度、家国一体、礼乐等级等），还在于对中国历史发展特定阶段特有社会关系的重构。例
如，在氏族部落时期战争强化内部 （血缘关系）的凝聚力； 但是到春秋战国时期大规
〔 １７〕
模、长时间、持续性的战争 “对血缘关系造成破坏的同时强化了地域关系”， 地域关系
〔 １８〕
为基础的大一统国家开始逐步形成。也就是说，战争后勤作为机制反向促进了社会关系与
社会网络的变迁。
从某种角度出发，本文看到了关系叠加机制在弥补迈克尔·曼 （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ａｎｎ）《社
会权力来源》与赵鼎新 《儒法国家：一个中国历史的新解释》中社会权力理论的可能。
因为迈克尔·曼更倾向于社会关系 ／社会网络形成军事权力，进而引发战争的正向路径；
赵鼎新则认为东周战争驱动政治权力在其他权力 （军事权力、经济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
中的独大；徐著认为战争驱动社会关系机制，恰好在赵鼎新与迈克尔·曼的基础上构成了
一条双向路径。
〔 １９〕
三、国家演化的通则性关系与联动式解读

除了将方法论单独列出探讨，本书另两大亮点分别在于：其一，涉及国家、国家演化
与国家建构的理论框架；其二，这一理论框架与历史比较分析相得益彰的互动。
正如列宁强调：国家问题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同时也是 “一个最复杂最难弄清的问
题” 。《关系中的国家》第一个要解决，也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国家做出定
〔 ２０〕
义。自上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界掀起了一片关于国家建构与国家能力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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