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4 - 《党政研究》2020年第6期

演化的问题必然至关重要。
再看徐勇教授的理论框架与中国案例，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鲜明的特征：徐著运用历
史比较分析方法基于中国案例中的政治图景加以联动性解读，强调 “血缘 － 地缘关系”
解释变量在不同时空脉络背后发挥的预测性效应，理论上支持了国家建构中关系叠加机制
的解释力。不难发现徐著中出现的历史比较方法，但我们也看到这种比较方法与传统历史
比较方法的差别，“这种 （比较）研究更多的是作为参照，而不是简单的比附”。 社会
〔 ３８〕
科学发展到当代，其重要的一个维度就是强调因果关系的可预测性与可重复观测性。 徐
〔 ３９〕
勇教授坚持使用历史比较方法的目的在于将其他文明的案例与中国案例作为 “参照”，而
非 “比附”。他通过一个具体的经验案例 （中华文明），挖掘社会变迁背后的社会机制
（“血缘 －地域”关系叠加机制），徐著中的理论框架通过反复的检验与比较，并将这一机
制放置在另一个社会情境、国家体系之下检测是否依旧具有其效度与解释力 （古希腊、古
罗马等），结论显然是积极的。这种通则性关系与联动式解读，恰好为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中的国家演化与社会变迁提供了基础。具体体现在：
第一，虽然乔尔·米格代尔 （ Ｊｏｅｌ Ｓ． Ｍｉｇｄａｌ）等政治学者强调现代国家的地域边界在
空间性以外还包括社会心理的边界，心理边界由人民情感、激情、忠诚、亲和力、认知和
集体记忆等元素组成，这也是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 但是徐勇明确强调地域关系与血缘
〔 ４０〕
关系、民族关系的区别，地域关系超越了血缘组织的边界，将不同的原生于血缘组织的人
联结起来形成地域性组织，并因此有了新的管理机构、行政区划和建制，并有效控制其地
域。与之相比，徐勇教授将地域边界的空间性单独抽离出来，且视为国家演化进程中重要
的机制之一。在前现代时期，中国国家长时间内呈现出一种行政区划、管理机构、国家边
界、大一统等地域机制取代血缘性氏族影响的状态，而并非欧洲基于 “城市 －贸易路线”
与 “国家 －封建采邑”的两种路径。对地域关系定义的明确，是对中国国家建构的溯源
性体认。
第二，民族主义并非是现代性的产物，在中国国家建构已经存在。埃斯特·盖尔纳
（ Ｅｒｎｅｓｔ Ｇｅｌｌｎｅｒ）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 Ｂｅｎｅｄｉｃｔ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均认为民族主义起源于社会
由静态农业生产转型或发展型工业生产的经济需求。 由于人口流动性增大，各职业间可
〔 ４１〕
以相互转换，打破面对面社会小单位之间的隔阂，因此需要形式化的文字和交流工具，有
且只有国家的暴力机器有能力和动机承载如此庞大的教育任务。但事实上，中国国家并非
如欧美国家有领土中小规模与文化同质化特点，而是在广大领土 （地域关系）之上基于
一个民族共同体建立 （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国家。正如徐勇教授强调 “儒家天下观的背
后则是血缘关系向地域关系转变的事实结构反映” 。
〔 ４２〕
第三，结构并非是长期拥有稳定性与决定性的，结构受到关系叠加机制的深刻影响。
从蒂利、托马斯·埃特曼到赵鼎新的研究，均或多或少强调结构中哪些机制是如何一再影
响结构的，但却忽视了社会结构中的行动者在这些机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行动主
〔 ４３〕
体如何在结构之中互动，又是怎样推动社会变迁？这些研究均摆脱不了结构还原论的批
评，但结构能动性 （ ａｇｅｎｃｙ）不足的问题却在同样重视结构的徐著中被迎刃而解。国家和
制度的核心问题是人，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结构中最重要的机制，无论是地缘关系
取代血缘关系还是民族关系在旧关系的缝隙中生长，这都源于结构之中行动者的能动性。
换言之，徐著中有一个很强的 “关系 －结构”变迁理论。与徐勇教授相似，斯蒂芬妮·
穆奇 （ 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ｅ Ｌ． Ｍｕｄｇｅ）同样从宏观结构兼顾微观行动者在社会关系网络的角度出发，
探讨瑞典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和美国民主党为何均在当代政权旁落，她认为中左
翼政党的成功取决于他们 “赢得、代表和塑造人们的思维方式”的能力，但是随着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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