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3 - 《党政研究》2020年第6期

其中有两类主要的进路。一种是将国家看作为各个分支机构、政治精英与组织角逐权力的
竞技场 （ ａｒｅｎａ），强调国家作为主体具有自主性特征 （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这种路径被称为 “结
构韦伯主义”路径。 另一种是将国家视为 “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的本质功能是垄断
〔 ２１〕
阶级制定具有约束力的政策，强调国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文化霸权功能，这种路径被
称为 “工具 ／文化马克思主义”路径。 面对这一系列文献，《关系中的国家》有所兼顾，
〔 ２２〕
但更为出彩的是，徐勇教授强调回归马克思与韦伯的经典文本，总结认为国家不仅是国家
治理的对象，还是国家治理的主体，吸收了马克思与韦伯两种路径的亮点，亦对后世学者
做了批评。
〔 ２３〕
徐著的理论架构不仅仅停留在对于历史事实的机械还原或将社会科学理论 （特别是政
治学理论）嵌入冻结时间 （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ｔｉｍｅ）为方法的史料片段之上，而是在中国历史图景
中挖掘通则性的机制，从而解释更大的国家与社会变迁现象。正如徐著中将国家演化赋予
了纵向时间性：“无论是作为治理对象的国家，还是作为治理主体的国家，都是在历史过
程中产生、形成并发展和演化的” ，“国家治理要 ‘因时而变’，不可固守成规；同时
〔 ２４〕
也要注意国家成长中的延续性、复杂性与回复性” 。纵向时间性在国家演化的维度上
〔 ２５〕
“戡定”，为在五千年中国历史发展中找到制度变迁因果机制提供了可能，也避免出现所
谓 “有历史无时间”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有历史无时间”的问题似乎出现于极大
〔 ２６〕
一部分涉及国家建构的美国政治学界历史比较分析研究之中：其中一部分强调通过实验性
时间性与密尔比较法 （ Ｍｉｌｌｉａ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必然导致几个对照组因为一系列不同
的因果关系导致相类似结果时，使得误导性的概括产生； 另一部分则不能严格遵守实证
〔 ２７〕
研究的标准，事先选择了有限的因变量，使得其解释的适用范围减小 。
〔 ２８〕
在这一基础上，《关系中的国家》找到了一组能够对标不同代际的中国历史中对国家
演化具有 “支配性意义”的通则性机制———社会关系。其中主要包括：血缘关系、地域
关系、民族关系、全球关系以及生产关系。 将社会关系的组成或叠加视为国家建构核心
〔 ２９〕
机制的研究，徐勇教授尚属首例。国内外相关研究虽然缺乏对社会关系的关注，但却无法
埋没社会关系在现代性中的意义。在 《社会与经济》中，马克·格兰诺维特主张将 “关
系”思维作为社会科学的理论化框架。他写道，这一转变将对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产生影
响，应该按照 “关系”的思路重新思考。 国家在一个社会结构中的行动者之间或职位之
〔 ３０〕
间获得的关系中得到重塑。可以想象，这种社会关系背景是主要的，因为它赋予了特定个
体皮埃尔·布迪厄 （ 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所说的 “社会力量的量子”。 埃米尔巴耶尔的成果
〔 ３１〕
并非近期一系列呼吁将 “社会关系带入国家与政治”的独例， 这一行动包含了对社会现
〔 ３２〕
实主义的更普遍的转向，特别是为长期以来社会科学强调社会关系的真实性和结果性带来
了新的认识论理解。 因此，人们可以通过自然选择、个人理性和决策技巧等因素产生的
〔 ３３〕
遗传倾向或心理特征来解释国家的兴起、发展与理性化。社会科学对于属于社会结构的社
会关系概念多次迭代，形成包括诸如列维·斯特劳斯、怀特的亲属关系系统； 盖尔纳、
〔 ３４〕
安德森的民族关系； 米格代尔与国家中心主义的全球关系与地域关系等在内的一系列社
〔 ３５〕
会关系。 徐勇教授则从社会关系元理论出发———马克思主义经典中抽象概括出与上殊途
〔 ３６〕
同归的五种通则性关系。“社会关系意味着两个不同的人由于某一纽带进行联结并发生的
联系”， 个体的各种社会特性或非社会特性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段都必须在关系结构中找
〔 ３７〕
到表达。可见，社会关系作为一个通则性机制在纵向时间维度的因果关系提炼中将具有很
大的说服力。在西方，这种对社会因果关系的解释所隐含的研究问题在有关国家与政治的
议题中遂然中兴。但在中国，在不同的历史事件中，个体和组织如何在不同的历史事件中
互动或呈现？这就必须重视社会关系机制，所以将社会关系作为通则性机制用来解决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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