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5 - 《党政研究》2020年第6期

学的改变，指导左翼政党的经济学家的观点也发生了变化。左派之所以衰败，很大程度上
归因于他们自身的干预。
〔 ４４〕
以上分析充分说明，在徐著中有意谋划的这种通则性关系与联动式解读之内，我们大
体看到了中国国家演化与近代西方国家建构之间的深刻差异。将关系叠加机制重新带入到
独有的中国历史语境，有助于我们还原中国国家建构的复杂面貌。

四、商榷与讨论

徐勇教授研究方法上接续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历史比较传统的同时关切宏观结构中社
会关系的叠加机制，理论框架上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分析方法与韦伯的结构主义
国家理论的蔚然气象，对独特的中国国家建构议题做了深刻的再探讨。《关系中的国家》
第一卷与第二卷甫一问世，即引发学界广泛讨论。总体来说，这一研究不仅在前人研究基
础上开辟了一条生机勃勃的道路，还为后人继续探索中国国家建构议题提供了方法、理论
与视野等诸多脉络的线索。在此基础上，本文还需冒昧提出我们与徐著的一些不同看法或
见解。综上所述，我们将基于 《关系中的国家》与独特的中国国家历史叙事，略谈它们
能为当代有关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带来哪些进路。
首先，行动者在结构变迁中的能动性问题虽然在徐著中已力有兼顾，但是以个体为单
位的行动者与转型中的关键事件却似乎少有与谈。个体如何通过社会关系对结构产生影
响？徐勇教授采用的方法是将行动者理性化或理性人假定处理，例如，商人群体在国家中
的活动与地位是这样的：“商人的特性对待权力、天下与利益，无利不起早的他们希望有
更大的发展空间，在巨大的权力面前，他们又具有高度的依附性” 。但是商人若被拆分
〔 ４５〕
为诸多个体，设定出这些行动、理念以及政治选择的脚本仍旧是不清晰的。一是结构本体
性问题：当代政商关系研究之中，商人所处于的横向关系群体 （商人之间的商业同盟、行
业协会等正式或非正式组织）和商人与官僚体制的纵向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竞争与替代
关系，类似于帕特南强调的纵向社会资本削弱横向社会资本的问题。又如韦伯在 《中国的
宗教：儒教与道教》中提到在中国家产官僚制支配形式的条件下，商人与政府呈现为纵向
依附状态，而英国的商人结社则在横向市民阶层中更为明显。两者的区别，直接导致了东
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异同。 二是能动性问题：商人是如何通过话语、展演、旁观在宏观
〔 ４６〕
结构中与国家互动可能需要同时被考虑。相较之下，同样重视结构与社会关系的艾萨克·
里德 （ Ｉｓａａｃ Ｒｅｅｄ）找到了个体行动者能动性在结构中探讨的可能。在里德的国家建构模
型中，潜在国家的代理人响应紧急情况而行动，当公众对这些行动的解释将其特征和有效
性分配给潜在国家时，国家就形成了。尤其是公开展演 （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可以部分解
决国家统治者及其精英盟友之间的能动性问题。
〔 ４７〕
其次，在文化与意识形态作为策略性框架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ｆｒａｍｉｎｇ）的操作方法中，徐勇教
授倾向于将两者视为一个工具包 （ ｔｏｏｌ ｋｉｔ），或是人们理性选择最佳的策略基础，在著名
文化政治学家安·斯威德勒 （ Ａｎｎ Ｓｗｉｄｌｅｒ）的文化工具包中我们找到了相似的灵感。 在
〔 ４８〕
对地域 －血缘关系中的法家与儒家的论述中，徐勇教授认为在国家形态的大转型之前，总
是伴随着意识形态的大讨论，并为未来的国家塑造提供理论支持，继而形成了独尊儒术与
法家儒家化的主导性意识形态。 徐勇教授成功地探讨了儒家思想如何成为国家建构中的
〔 ４９〕
道德主体，并通过道德资源与合法性重塑中华帝国内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如何规训儒家精
英，这一探讨与菲利浦·戈尔斯基 （ Ｐｈｉｌｉｐ Ｓ． Ｇｏｒｓｋｉ）在 《规训革命》中探讨新教思想如
何规训资本主义精英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在文化策略框架之下，社会变迁之中的任何
〔 ５０〕
话语与符号性行为似乎都成为了统治者的策略，其推理倾向于把成功的国家建构还原为统
４ · ·
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