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1 - 《党政研究》2020年第6期

产生活保障、基层舆论引导、防控制度执行等多方面提出了挑战，涉及农村基层的多个领
域。根据风险分布的不同领域，农村次生社会风险可以分为组织风险、经济风险、舆情风
险及公德风险。二是次生社会风险之间的强关联性。各类次生风险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
是可能相互交织和相互影响。例如，经济风险会增强人们对危机的恐慌心理，不仅容易诱
发舆情事件，也会诱发行为失范。这种关联既增加了基层组织的治理难度，也增加了基层
组织自身治理方式的风险性。三是次生社会风险根源因素存在的长期性。从表面看，次生
风险往往是由原生风险引起。但是，农村次生社会风险的产生具有长期存在的根源性因
素。由于社会结构不合理、组织结构不完善、群众科学文化素养与公共道德素养不高、产
业抗市场风险能力低等现实原因在农村长期存在，当重大公共危机爆发时，农村社会就会
面临较大的脆弱性，更容易遭遇次生社会风险的威胁。四是次生社会风险潜在的强破坏
性。在重大公共危机背景下，农村次生社会风险的潜在危害性主要表现为对农村正常的政
治、经济及社会秩序稳定的干扰。如果没能从根本上得以化解，下一次公共危机到来，原
有的次生风险因素会再次被激发。
面对农村多样化、多领域的次生社会风险，单靠临时性的应急治理，势必造成 “治标
不治本”的局面。随着疫情防控成为常态化举措，疫情风险及破坏程度必将得到实质性的
控制，整个社会秩序逐步得到全面恢复，社会治理工作重点将进一步转向。鉴于突发重大
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农村次生社会风险的特点，应该加强公共危机反思，系统梳理次生社
会风险类型，从根源上寻找次生社会风险产生的原因，将次生社会风险的深度治理作为后
疫情时代系统治理的重要任务，从而进一步推动农村社会治理的完善。

二、疫情防控期间农村凸显的主要次生社会风险类型及成因

这次疫情防控期间所凸显的农村各类次生社会风险背后都有其特定的原因生成逻辑，
它是多重现实矛盾冲突下的必然结果。正是这些矛盾冲突，农村各类次生社会风险既具有
风险的一般属性和特点，也具有自身的特有表现形式。
（一）组织风险：上级高效动员与基层治理能力不足矛盾下的治理失度
村级党组织和自治组织 （俗称 “两委”）是农村基层治理的重要机构性主体。一旦发
生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国家自上而下的治理体系将会迅速启动。通过上级党组织及基层政
府的强力动员与监督考核，村级基层组织将会迅速成为公共危机应对的 “阵前方”。两委
成员将承担 “指挥员”、“战斗员”和 “宣传员”等综合治理角色，履行信息收集汇报、
资源协调整合、组织应急救援、群众思想工作宣传等具体职能。这些职能的履行过程充满
专业性和复杂性，这直接考验着村级基层组织的危机治理能力。
长期以来，由于农村基层组织面临着主体力量有限、应急资源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
不足等现实问题，公共危机应对并不是两委组织的常态化职能。农村公共危机的实然应对
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依附型体制。在这种体制之下，村级组织实际更多只是履行危机信息汇
报的义务。而危机的具体处置责任由相应上级各专业部门负责，如上级应急部门、卫生组
织、安保部门、消防部门、畜牧部门等。在这次疫情发生后，这种常态性依附体制在高效
动员下使农村基层组织治理能力不足进一步显现。主要表现在：部分基层组织政治站位不
高，无法与中央 “把人民群众健康放在首位”的抗疫精神保持高度一致，工作散漫，工
作纪律意识淡薄；组织能力有限，无法构建起人员充足的应急队伍，队伍成员主要由上级
部门的片区负责人、村两委已有成员及少量的党员构成，大众参与率较低；认知水平有
限，无法对诱发疫情传播的风险因子进行科学预判，存在人为臆断倾向；工作的主动性与
灵活性有限，无法针对不同的情势采取灵活有效的方式主动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主要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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