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3 - 《党政研究》2020年第6期

网络媒介中快速获取、传递信息的能力。这次疫情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防控难度
大。一方面村民在潜在的安全感追求下有迫切的认知诉求，但认知能力却很有限；另一方
面疫情防控的深入认识尚在不断研讨之中，权威信息供给相对滞后。在危机知识渴求欲很
强但权威信息供给又不足的情况下，网络成了村民获取疫情信息的主要渠道。但网络媒介
常常又是大量不实信息及恶意谣言传播的主阵地。它们在科学的外衣下被精致打扮，因此
也容易被很多村民所接受。村民理性判断的有限性使他们无法分辨网络信息的真实性，再
加上村民的猎奇心理普遍较强，就导致部分虚假信息不断在村民所处的网络世界熟人圈子
中传播和扩散。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初，各种谣言在农村广有市场，如 “疫情居家
隔离期间全家煤气中毒死亡”，“武汉医院尸体无人处理”，“政府派飞机上空洒消毒水”，
“多喝 ６０ 度开水抵抗冠状病毒”，“吸烟者不易感染甚至能预防病毒”，等等。这些谣言的
扩散既加剧了村民的紧张心理，也误导了他们对疫情防控的正确认知，不利于疫情防控的
科学开展。
（四）公德风险：公共道德理性与熟人社会行事逻辑矛盾下的行为失范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需要整个社会创造一种协同配合、相互支持的公共空
间。在这一公共空间内，社会成员将进入一种共度时艰的公共生活。但由于社会成员的利
益诉求和行为习惯都各有不同，因此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形成更需要个体成员加强自我
行为约束，遵守制度、规范，服从统一的指挥安排，以产生危机应对的集体行动。制度规
范的运行与集体行动的产生离不开公共道德的理性支撑。这意味着每一个体在价值优先排
序与选择方面要首先考虑公共利益。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这种排序就是要从
公共道德理性出发，把公共安全置于首要位置。 在公共安全的优先选择下，公共空间的
〔 ６〕
普通民众要自觉遵守相应制度规范；公共空间中的秩序管理者要依法依规行使公共权力。
对于农村而言，熟人社会环境的行事逻辑具有狭隘性，使其无法适应疫情防控背景下
公共生活的构建。在农村特殊的熟人社会环境中，村民的人际交往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更多
倾向于人情、血缘、面子、民俗等非制度化的行事逻辑。这种行事逻辑尽管背后也具有道
德价值支撑，但其实际上是支撑小众群体共同生活的私德表现。相对而言，私德比公德更
具妥协性、宽容性和随意性。私德的过于凸显，必然消减公德，这种消减外在表现为行为
失范。在疫情期间，行为失范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个别村民对疫情防控制度比较
冷漠，我行我素。在各地政府启动了疫情防控一级响应之后，统一要求居民自行居家隔
离，出行自觉佩戴口罩，严禁开展各类集会、聚会、聚餐、聚众娱乐等活动。但是，由于
农村日常生活习惯中熟人社会的行事逻辑居于主导，正式制度面前的自我约束力不足，部
分村民仍在疫情期间进行聚众娱乐、走亲访友、聚会宴请。当基层防疫人员对这些行为进
行干预和劝诫时，甚至出现暴力抗拒防疫工作的行为。另一方面，个别农村基层干部在执
行疫情防控工作时容易向人情与血缘妥协。由于顾及情面、怕得罪人，出现了个别村干部
不报、瞒报、虚报关键疫情信息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法治是道德的底线。当公共道德
受到消减时，保障公共生活的制度规范也必然会被冲击。这将要求更强力的制度补给以及
时进行行为纠偏，比如临时管制措施的出台和执行这些措施时的 “锦标赛”现象，这势
必变相增加制度成本。

三、发挥多元资源优势，深度治理后疫情时代农村次生社会风险

对各类次生社会风险的深度治理是后疫情时代农村社会治理完善的重要方向，它是对
疫情期间的临时性应急治理举措的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深度治理首先需要突破农村现有内
生治理资源不足的困境，尽可能开发多元资源优势。随着近年国家对农村的各类投入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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