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 - 《党政研究》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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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对未来的独占正在被打破。这些服从于机械节奏指挥的巨大的等级制组织,也许适合
于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业环境中不断地生产同样的产品并完成同样的要求,但借用一个与
这些组织一起成长起来的词来说,因为很多原因,今天这些组织已变得 ‘功能紊乱’,它
们不再与工业化社会———在其中,自我的发展侵蚀着工作世界———的要求和谐一致了。作
为 ‘组织巨人’,它们不能灵活地对快速变化和自我变革的技术、产品变更和受政治和文
化条件制约的市场波动———在一个对风险和损害敏感的公众领域中———作出反应。它们的
大规模产品不再能满足还在细分的亚市场的需要,它们无法恰当地运用个体化生产和服务
的最先进技术” 。人们已经不能再按照工业社会的思维在风险社会中开展行动了,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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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更多地考虑到具体性。人们面对的所有事物、问题都是具体的,是无法在它们之间建
立起普遍联系的,找不到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是因为,当我们置身于风险社会中,如
果希望在联系的意义上根据关系的状况进行分类并通过分工 -协作的方式而对那些关系进
行控制,如果希望通过把握当下与未来的关系去预谋对未来的控制,就会堕入空想。面对
具体性的事物和问题,只有在其出现了某种端倪的时候,才能作出应对的选择。因此,我
们提出的是即时行动的构想。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需要行动的时候是否能够
立即作出反应,是什么因素为此提供支撑,显然是危机意识。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
制。只有当我们拥有了危机意识,才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当风险以危机事件的形式出
现的时候立即作出反应。
应当说,20 世纪后期以来,关于风险管理的观念已经确立了起来,事实上也已经在
某种程度上付诸行动了。但是,这种管理依然具有明显的控制特征,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管
理。也就是说,这种管理是服务于既有秩序的稳定,是在用控制风险的方式去应对根本不
可控制的社会风险,而不是根据社会风险的实际情况去应对风险。所以,它的表现总是反
映在对指出了风险的人的控制和压制上。就如贝克所说的,“精确的风险 ‘管理’工具正
被磨得锋利,斧子正被抡起来。那些指出风险的人被诽谤为 ‘杞人忧天’和风险的制造
者。他们所表明的威胁被看作是 ‘未经证实的’” 。虽然这显得有些荒唐,但在现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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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屡屡发生,风险往往受到忽视,而指出了风险的人往往受到压制、摧残等。在很多情况
下,这样一种风险管理等于是为危机事件的袭来和爆发提供了一张头等舱的机票,所以,
说这种风险管理呼唤出了危机事件也不为过。从进入 21 世纪的经验来看,这样一种风险
管理往往是在危机事件到来后而摇身一变成为应对危机事件的行动,最后取得了胜利,但
那是一种惨烈的胜利,付出的损失往往是非常巨大的。然而,这似乎又是我们在风险社会
中生活和生存必须付出的代价,类似于蒙昧时期的人们的宿命观中的映象。
在风险社会中,一切面向未来的前瞻性研究都是非常困难的,就如贝克所说的,“追
踪早已伴随着陈旧事物的衰亡而开始出现的新范畴,是一项艰难的任务” 。风险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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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特征意味着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手段,都无法预知危机事件
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样的形式袭来。既然我们无法预知危机事件到来的时间、地点,也不知
道危机事件以什么形式出现,那么,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好随时应对危机事件的准备。
这种准备的具体内容也许并不清楚,但是,拥有危机意识,则是这种准备中的最基础性的
因素。当然,社会科学代表了人类的心智。如果把人类比作个人的话,就会看到,在他年
幼时离不开父母,在对父母的依赖和崇拜中通过想象性的思维拓展而把父母神化,从而获
得一个可以依偎的地方。就社会而言,这个阶段就是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
中,人们创造了神与宗教。当个人的成长进入一定的时期能够玩游戏了,也开始思考问题
了,因而会围绕着怎么玩游戏的问题进行争论。所以,我们才在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
看到 “集权”“民主”等词语常常挂在人的口头上。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也许意味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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