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 - 《党政研究》2020年第6期

性意味着组织运行中的任何事先谋划都不会有多大的价值。组织可以制定计划，若要达成
计划目标，却是不可能的，那是因为，在行动中会遭遇什么样的新情况，基本上是不可能
预先知道的。即便通过诸如大数据技术去进行预测获得了某些支持计划的变量，也不意味
着就能够知道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组织下一刻会遭遇什么问题。组织的未
来是难以预知的，通过组织的行动只能致力于承担当下的任务，并在对当下任务的承担中
增益于人的共生共在，至于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将在下一个时点上把什么样
的新任务投向我们，是不可能通过制定计划去认识和把握的。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
性条件下，通过组织而开展的集体行动具有随机性的特征，所反映出来的是一个应变能力
的问题，而不是在预先设计好的行动路线中去实现机械性的能力。如果对应急性的行动进
行评价的话，可以认为，当随机应变的行动构成了一个连续的过程时，是能够显示出组织
的强大能力的，所取得的成果也是可嘉的。要想使组织获得应变能力，就需要拥有危机意
识，并基于危机意识去对组织的各个方面进行设计和安排。
在工业社会中，一切社会安排都是基于利益意识作出的，利益意识的主导作用却排斥
了危机意识。在人们有着 “宝贵险中求”的心态时会倾向于冒险，这可以说是风险意识
的某种表现，但这种风险意识是不同于危机意识的。也许人们会说，出于利益实现的要求
也会生成危机意识，但这种危机意识其实是一种从属性的意识，而不是与利益意识有着同
等地位的。相反，在人们的利益追求中往往会生产风险和制造危机。基于 ２１ 世纪初的一
些基本的经验，萨弗兰斯基描述了恐怖主义与媒体共同打造出了风险社会的状况，这可以
说是人们在不自觉中生产社会风险的典型案例。萨弗兰斯基说：“一段时间以来，属于全
球的风险和属于操心之现实文化的，还有恐怖主义。它是从人的险恶一面出发来威胁人的
罪恶。恐怖不具备战争行动的可预估性。敌人无形无影。它突然出现，出手打击。恐怖主
义者不仅杀戮和破坏，尤其是要散布不安全。他在具体的以及象征性的层面采取行动。这
涉及行动自身，然而也牵涉恐怖信息的传播。恐怖主义者生产恐怖———心怀期待，媒体会
散布恐慌……由此导致了恐怖主义者与媒体的罪恶同盟，而正是后者照料着对于危险的无
所不在的感觉。”
〔 ４〕
显然，媒体是出于自身利益的目的而扩散恐怖的，大众则有着对轰动性事件的天然偏
好。在某种意义上，媒体是利用了公众的某种非理性偏好而在谋利，有的时候，媒体是通
过有意识的和有计划的行动去引导公众偏好的，而且在这种对公众偏好的利用中最大可能
地使媒体的利益得到了实现。媒体的这些做法在工业社会法治的框架下是允许的，甚至可
以解读成是得到鼓励的。因为，法治的理念往往将大众的偏好解读为 “知情权”，而且也
尊重媒体的所谓 “新闻自由权”，并用相应的法治设施为媒体制造恐慌气氛保驾护航。结
果却是，风险社会首先是投射在人们心理上的阴影。当这种心理阴影再度反映在人的行动
和生活中的时候，整个社会的恐慌气氛也就得到再度增强。“在此，风险增加的自身活力
不仅由此产生，即生态学的、经济学的、金融学的和恐怖主义的风险增大，而且风险的定
义以及由此而来的对风险的感知也发生改变。风险最初是危险、损害、事故，它们可以作
为无意的、不管怎样一次行动之不得不承受的附带后果出现。但在此期间，风险这个概念
的适用范围得到大幅扩展。它不再仅仅涉及某种危险的、孕育事故的行动。” 这样一来，
〔 ５〕
风险其实就是一种社会状态，而且是一种社会整体状态。所以，被称为 “风险社会”，而
且是总体性的风险社会。进入 ２１ 世纪后，当人类被投入在风险社会中的时候，这种状况
并未改变，反而呈现出了某种变本加厉的状况。这说明媒体的利益追求排斥了危机意识，
既然如此，也就更不可能期望媒体帮助公众树立危机意识了。总之，由于整个社会的危机
意识的缺乏，使人类在风险社会的未明水域中一步一步地走向更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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