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 - 《党政研究》2020年第6期

这种意义上，对政治的不满不仅是一种对政治自身的不满，而且源自以下两者不成比例的
关系：一方面是政治性的行动权威以及它逐渐失去力量的过程；另一方面是脱离了社会决
策的大规模社会变迁，这一过程是在非政治的掩盖下不可阻止但又无声地到来的” 。也
〔 ２〕
就是说，工业社会的政治根本就没有关注过风险社会生成的问题，以至于风险社会的生成
表现为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在现代性的方案中没有列出防范风险的条目，没有提醒人们
去关注社会行动、社会生活等会产生社会风险的问题，更没有在阻止社会风险汇聚到一起
生成风险社会方面提出防范措施。
人们没有意识到的事项是不可能引起行动的，是因为工业社会中的理论及其社会建构
中缺乏危机意识，才会缺乏防范社会风险的行动，以至于源源不断地生产出了社会风险，
并让社会风险累积了起来，把人类引入了风险社会。当然，这不能由启蒙时期的思想家们
负责。那是因为，在启蒙时期，社会虽然走上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增长的道路，但那种复
杂性和不确定性还不可能进入启蒙思想家们的视野，他们在设计政治以及社会建构的方案
时，主要考虑的是如何把人从自然的和社会的压迫之中解放出来，没有关注社会风险及其
危机事件的影响，没有考虑是否要带着危机意识去开展社会建构的问题。所以，人类是在
缺乏危机意识的情况下开展现代性的政治和社会建构的，并在政治活动以及几乎所有的社
会活动中不断地生产社会风险，而且在不知不觉中走进了风险社会。其实，在工业社会已
经成型的时候，人们是应当从现实出发去对启蒙思想作出反思的，是需要对那种旨在从自
然与神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进行修正和补充的。如果这样做的话，也许就会走在马克
思主义的 “实事求是”和 “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上。但是，主导了话语权的整
个西方世界并未做这项工作，而是在 １８ 世纪启蒙思想所开辟的道路上步步前行。结果就
是，在启蒙思想开辟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地走进了风险社会。
在政治上，人类在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所取得的最大的成就是，确立起民主政治
模式，从理念到行动以及包括程序、规则等在内的几乎全部政治设施，都要求反映民主精
神。所以，民主成了人们坚定的信仰，一切社会问题的解决，都希望诉诸民主。显然，在
社会发展中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而人们却不认为新的问题需要通过新的方式或途径去加
以解决，而是坚持将新的问题纳入到民主的运行模式之中。比如，在 ２０ 世纪后期就出现
了所谓生态民主理论，也提出了对民主模式加以变革的想法，并要求将生态民主建立在虚
拟化的民主行动主体介入之上，认为在场的和不在场的人都应当成为民主行动的主体，不
仅过去曾经存在过的人以及未来将要存在的人，甚至动物，都应被作为民主行动的主体来
看待。这可以说是对既有民主模式的一种改革构想，但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非要在
民主的框架下去考虑人类面对的生态风险以及生态灾难呢？显然受到了民主神话的束缚。
如果把人类今天面对的生态问题与其他各种各样新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看，就会看到，
这些问题是在后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或者说，这些问题意味着人类社会已经走到了工业
社会治理框架的阈限，就不会停留在对工业社会治理体系的修补要求之中了，就不会受到
既有的观念和原则的束缚，就会去创造性地构想属于后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就会谋求超
越民主的行动方案。正如阿伦特所指出的，在政治生活中，人们过多地表达了对传统的衷
情，致使传统成了偏见。人们带着这些偏见去在新的条件下开展行动，虽然也表现出了在
解决问题方面的效果，但其收效可能是以制造出了更多的问题为代价的。在风险社会中，
即使我们并不把来自于作为工业社会传统的民主政治观念当作偏见看待，也应当看到民主
政治的观念及其所有安排都因为危机意识的缺乏而导致了行动模式上的不适用问题。也就
是说，对于民主的行动模式来说，如果不根据危机意识而加以重建的话，就无法适应风险
社会中的行动要求。然而，一旦把危机意识引入民主模式的建构中来，也就必然会走向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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