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6 - 《党政研究》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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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很有限的农民,才能改变当前中国农村人多地少的格局,农户才会有相对较多的农村获
             利机会,农户也才可能凭借农业致富,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也才具备可能性。换句话
             说,只有减少农民才能致富农民。不过,在当前阶段,虽然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 60%,
             户籍城市化率却只有 45%,几乎所有进城农民都刻意保留了农村的退路。当前中国农村
             70%以上农户家庭也因此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 “半工半耕”生计模式。在全国一
             半以上人口都还要依托土地、70%以上农户仍然耕种土地的情况下,农业致富就不可能,
             “强富美”的乡村振兴就不可能。
                  当然,当前农村虽然很难让农民致富,却对农民十分重要。这个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可
             以为数量庞大的相对弱势的农村人口提供保底,包括这样三部分农村人口。一是缺少城市
             就业机会、难以进城的农村相对弱势群体。二是进城失败的农民工。他们如果无法体面在
             城市安居,他们就宁愿回乡下来过农村体面、安宁的生活。三是需要在农村养老的老年
             人。很多农村老年人即使自己子女在城市事业成功,他们也不愿与子女在城市同一个屋檐
             下生活,而宁愿回农村养老。原因无他,就是与子女一起生活不自由。所以他们是为了自
             由而宁愿抛弃城市更好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条件,在农村生活,与土地结合起来,有收
             入,有意义,清静自然。在熟人社会中生活也有价值感。
                  显然,以上三部分农村人口数量庞大,几乎包括了所有农民,他们并非不愿意过体面
             的城市生活,而是在当前中国发展阶段,他们很难获得在城市体面生活的就业与收入。农
             村虽然不能发财致富,却可以为难以在城市体面生活的农民提供在农村体面生活的保底。
             农村作为他们的退路特别重要,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保障,而且还体现有精神意义。
                  农村这个保底的退路,不仅对农民很重要,而且对国家来说也很重要。2001 年笔者
             就提出 “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的观点。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
             在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农村能否充当劳动力的蓄水池和社会的稳定器,对

             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具有决定性意义。正是凭借农村这个稳定器,中国才能从容应对 2008
             年金融危机,也才能平稳有效应对 2020 年的新冠疫情。2020 年 2 月中下旬,笔者及其团
             队分别在湖北以外的 14 个省,共计 104 个无疫村,两次进行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调研。
             结果显示,外出务工者人数不到往年的 30%。农民工虽停工停收,却享受疫情期间乡村
             生活,并仍具有短至数月、长至两三年维持生计的能力。在就业与社会稳定之间,乡村发
             挥了重要的缓冲作用,使得亿万农民工失业 “不过是饭桌上多添一副筷子”,这种豁达与
             豪爽为中国经济的巨大韧性作了新的注脚。手中有粮,心里不慌,正是有了农村这个退路
             和保底,中国才能从容应对中华民族崛起道路中可能出现的任何风浪。
                  总之,在未来十五年,中国乡村建设的重点是保底式的、基础的。一是要保农民物质
             生活底,维持生产生活需要。二是保农民精神生活底,维系村庄共同体的精神价值。三是
             保乡村社会公共服务底,完善农村基本公共设施,等等。我们不是要建设一个比城市更好
             的乡村,而是要建设一个过得去的、能保持农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可以为绝大多数农
             民提供退路和保底的乡村。
                  乡村振兴不能太着急。待到农村巨变结束,城乡重组结束,城乡均衡发展阶段到来,
             建设一个 “强富美”的乡村的时机才会到来。在农民快速进城,乡村剧烈变动,城乡关
             系重组的阶段,建设 “强富美”乡村的惠农政策,就是误判了时机,也因此会失败。惠
             农政策应当真正惠及所有农民,尤其是为农民提供生产生活秩序的保底。
                  伴随城市化的进程,乡村消失是农民自然选择的结果。全国各级地方政府不宜揠苗助
             长,在城乡关系迭变之际,大力投资收效甚微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亦不应强行合村并
             居,仅为实现宅基地的低效再利用。换言之,我们应遵循农民由理性支配的进城节奏,假
             以时日,当中国经济发展到高度发达阶段,基本实现现代化之后,再进行更加合理的美丽
             乡村建设也不宜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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