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2 - 党政研究2019年第6期

运用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２０１８ 年 《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 （草案）》在中国人大官网
公布并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系统曾一度被刷 “瘫”，征集意见达十万条以上。
可以说，网络成了各种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定的重要协商形式。有的地方政府还创设网络论
坛，与网民对话形成政府行政的又一途径。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中国的协商民主在政
治、政治 －社会、社会公共领域这三个协商场域都有不同形式的实践创新，从而谱写出了
“商而有序，议而不乱”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新乐章，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实质
得到进一步彰显。

三、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场域困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建立极大地拓展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
生场域，协商民主的实践形式得到更多创新和发展。但是，如果从协商民主的发生场域来
看，由于协商民主在中国发展的时间不长，加之人们对于协商民主发生场域认识不足，目
前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依然存在认识不清、场域模糊等严峻问题，协商民主的发生场域
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建设和完善。
（一）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生场域的边界不够清晰
尽管从协商民主的承载主体划分，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发生场域上有了很大拓
展，由传统的政协协商拓展到了人大、政府、基层、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等领域，但从政
治—社会系统场域的角度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进行归类整理可以发现，政党协商、人
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基层协商、人民团体协商、社会组织协商既有发生在政治
系统的协商，也有发生在政治 －社会系统的协商。然而这些协商的发生场域既有分别也有
交叉，既彼此独立又相互重叠。比如政府协商既包括政府体系内上下级与同级政府各职能
部门间的协商，同时又包括政府与社会组织及其个人之间的协商，显然这两类协商在协商
主体、协商目的、协商程序和协商特征等方面各不相同，它们分别在不同的场域影响着协
商民主的整体质量。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亟需以政治 －社会系统
的视角对发生场域作出进一步细分，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边界清晰、价值明确、程序规范
和内容具体的协商民主体系。
（二）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生场域的行政性色彩较为浓厚
协商议题的多样性决定了理想的协商民主场域应该是公共生活的全覆盖与政治过程的
全贯穿，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和人的局限性需要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既要有政治系统内部
的协商，更要有政治 －社会系统之间的协商和社会公共领域的协商，三个发生场域的协商
具有不同的协商主体和协商功能。但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中的七种协商主要还
是以政治系统的行为主体作为协商的主要发起者和协商的主要坐标，辅之以具有团体性和
组织性的社会协商。这样的协商体系是对既有官僚体制嵌入协商的路径选择，也是对传统
官僚政治的有限调适。从协商性质看，这种协商更多的是一种行政咨议性协商。但场域政
治不仅仅是政府与社会的协商，其发起者也不再局限于政府，它可能是社会公众的意愿和
吁求去促使政府及时作出回应，从而产生一种新的政治思维与政府行动，因此场域政治体
现的是社会公共领域、社会与政府、政府与社会间的互动过程，但行政咨议型协商在发生
场域上表现为对社会公共领域、社会与政府的互动性注意不够，社会与政府、社会公共领
域的协商缺乏有效的协商平台与协商机制。
（三）政治—社会系统场域内的协商随意性较强
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推进中，我国在政治 －社会系统场域之间创设了许多协商民主
的新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协商渠道，倾听了民意，增强了政治共识，也极大地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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