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8 - 党政研究2019年第4期

降低。尽管横向比较，匈牙利社会保障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在中东欧国家里位居前列，但
从人民的角度，公共服务的成本开始从政府转移到个人身上，负担感加重。匈牙利在社会
主义时期的经济和社会福利基础较好，民众原本期待在加入欧盟后各项生活指标能够迅速
接近西欧水平。然而从失业率数据可以发现，２０００ 年以来的十年间匈牙利的失业率不断
攀升，私有化、市场化形成了显著的贫富差距。普通民众并非经济发展和市场开放的受益
者，一方面追逐西欧的期待落空，另一方面经济危机后的资本撤出和社会党的紧缩政策，
都让普通民众深感自己才是危机的真正 “买单者”。
除了就业和民生负担等 “全民性”的问题，匈牙利转型以来的社会内部分化也没有
缓解，甚至呈恶化的趋势。这种分化不仅体现在贫富差距，还体现在民族和地区之间。转
型以来的社会内部分化和族群矛盾也反映在政党政治中，带有反犹、反罗姆主义和反欧盟
色彩的极右翼政党尤比克在议会中得票不断增加，而且在匈牙利 ３０ 岁以下的年轻人中支
持率很高，这也侧面印证了近三十年来匈牙利在族群等问题上积累的矛盾。 青民盟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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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上强调基督教的传统教义和家庭形态，在政策导向上也不再强调保护作为少数的底
层贫困或失业人口，比如无业的罗姆人家庭，而是选择响应多数的诉求，缓解了主流匈牙
利人对政府侧重少数族群、增加社保负担的抱怨。尽管少数族群的融合将是匈牙利长期面
临的一项挑战，少数族群生活境遇的恶化也可能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但欧尔班政府的政
策帮助青民盟在选举中赢得了更多的选票。
面对惨淡的就业市场和贷款负担，对社会党等传统政党的不满和失望情绪不断发酵。
失去了民心的传统政党不再具有代表性，陷入政党政治的困局，普通民众亟需一个能够代
表自身权益的政党。
总体来说，欧尔班领导的青民盟应运而生，把握并回应了多数选民的诉求，这是欧尔
班政府保持支持率的直接原因。贯穿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社会转型始终被自由主义的政治语
境引领，倡导政府干预的最小化。传统政党作为精英阶层的代表，未能在执政中履行对选
民的承诺，却在转型和全球化过程中凭借自身的资源优势成为寡头和受益者。普通人在愈
发显著的贫富差距下产生强烈的落差感，又未能从经济开放中获得预期的生活水平提升，
加深了对传统型政党的失望。“欧尔班”式政治人物的崛起，可以看作是 “多数”诉求的
回归，不仅是从经济层面，也是文化、价值、宗教等领域全面回调的诉求。当经济危机和
难民潮撼动了欧洲此前二十年来自由主义政治正确的基础，“多数的”诉求便开始以民族
主义、民粹主义等方式呈现。２０１０ 年议会选举前夕，匈牙利民众对社会党政府的不满情
绪已经十分普遍，选民期待一个强有力的新政府带来改变和新的发展机会。让人们不满的
不仅是届时的执政党，也是转型本身。在 ２００９ 年的欧盟调查中，匈牙利是中东欧对转型
最不满意的国家，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生活在改制后并没有变好。正如克劳斯·
奥弗 （ Ｃｌａｕｓ Ｏｆｆｅ）曾预言的：经济形势恶化和生活水平降低会破坏民主制度在人们心中
的合法性基础。欧尔班准确把握了这些不满情绪，在竞选中宣称匈牙利的传统政党只是打
着 “转型”的名义把昔日的专制权力转化成了自身的经济利益，还以两位社会党总理都
在私有化中积累大量个人财富作为佐证。 ２０１０ 年高票当选后，欧尔班政府通过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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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的途径修改宪法、管控媒体、把持重要岗位以不断增强和巩固自身权力。就这种现象
近年来出现了不少术语将之形容为 “临界民主” （ ｂｏｒｄｅｒｌｉｎ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瑕疵民主”
（ ｆｌａｗｅ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等，指转型国家尽管保持了民主制度的立法程序和形式，内涵上却实
施威权手段来巩固权力。欧尔班政府虽然不乏 “离经叛道”之举，但修改宪法等权利仍
是选举和选民赋予的，在选民和欧盟的约束下运作，目标是在下一次选举中谋求连任，而
非彻底改变匈牙利的政治制度。一旦政府试行了有争议的政策，学界和国内外也会有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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