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4 - 党政研究2019年第1期

能像自然地理空间可切割，但主权国家对网络硬件设施有管辖权，以及对基于网络硬件设
施所形成的虚拟空间中的内容发布都有审核权。这都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因而认为网
络无涉国家管制在阶级社会只是乌托邦式的臆想。传统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话语权切割与
分配上是垄断性的，非到 “打碎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时是不会让渡话语权的。网
络场中的博弈客观常在，解构中心化与再构中心化交织发生。置于网络场中的无数个体在
被 “质询”（阿尔都塞语）为主体后，自然就与国家共享话语权，这就终结了传统意识形
态国家机器对话语权的把持。网络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硬件设施虽有其主权属性，但强性
的网络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可跨国界，进行霸性的全球扩权。可见，网络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已经重写了权力的本质，国家间的网络权力比拼已是全球权力对弈空间中的主轴。当前，
各国都将国家权力触角延伸至网络中，力争在新一轮国际话语权抢夺战中占据优势地位，
网络事实已是继陆海空天后的第五大权力场。可见，在当代国际社会，凡有国家存在之处
必然要将国家主权延伸至互联网，网络主权实应有高清晰的概念识别度。需勘定的是，网
络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扩权性并不能成为网络主权无涉论的理论依据，反而说明网络主权
无涉论正是网络霸权国家的偏好。正如习近平指出：“虽然互联网具有高度全球化的特征，
但每一个国家在信息领域的主权权益都不应受到侵犯，互联网技术再发展也不能侵犯他国
的信息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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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意识形态博弈趋紧的背景下，网络主权无涉论还搬出网络人权至上论为其辩
护。实际上，网络人权至上论最符合西方网络霸权国家之意，这既是因为西方霸权国家擅
长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幌子干涉别国内政，也是因为它们占据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
容易从中攫取高额的国家利益。意大利左翼学者乔奥多·阿甘本在吃透西方国家以 “人权
至上论”发动的对外战争后，认为这实际上是 “全球内战”。他认为，“主权概念已获警
察的外貌”是当今的特有景象， “主权国家在战争中被迫为一个超国家组织充当了警察
……为主权国家确立了一个有益的限制性规则”。 西方世界在自我强权意志中取消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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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林立的民族国家主权的边界，视自我主权为全球唯一主权代表者。西方世界自认为其主
权为唯一持存物，因而就该责无旁贷垄断各民族国家的国家机器职能。在通过 “等额选
举”成为世界警察后，对有违逆西方意志与利益者，西方霸权国家随时可用 “例外状态”
（阿甘本语）为名干涉别国领土与主权完整，更莫说是入侵他国网络空间。审视至此，西
方所谓的 “人权至上论”主张的实质是 “唯西方主权独尊”，它以无视非西方世界民族国
家的主权为理论预设，进而将西方国家主权上升为世界主权。西方 “人权优先于主权论”
还将后殖民主义理论作为思想支援，此理论以带有污名性的 “他者化”思维预定了所谓
的 “邪恶轴心国家”与 “流氓无赖国家”，而这些国家则与西方意识形态相冲突或者与西
方利益相作对。正基于此，西方国家在网络主权上持守双重标准：一方面，西方国家都坚
持维护本国网络主权完整与绝对安全，它们不遗余力制定法律为本国政府管制互联网提供
依据；另一面，西方国家却借助高超的信息技术研发能力，以及对国际互联网根服务器的
绝对控制权优势，对合法主权国家实施长臂管辖，诱导他国开放网络边疆，甚至非法突围
他国网络主权，大肆实施 “圈网运动”，以邻为壑，转嫁网络危机，挤压别国网络发展
权，最终达致执掌全球网络管辖权的目标。不难看出，认为网络人权高于网络主权，实则
是要割裂网络主权与网络人权的辩证关系，以变相得到网络主权在虚拟空间并无逻辑适用
性的预定结论，进而为西方价值观在我国互联网开枝散叶大开方便之门，最终肢解我国本
土价值体系。事实上，网络人权与网络主权本身是辩证统一的，网络人权的实现要依附网
络主权的完整性，维护网络主权的根本旨趣在于发展网络人权，提高人民的网络发展获得
感。同时，网络主权与网络人权都要以实体国家主权完整与国家综合国力为支撑，不能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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