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 - 党政研究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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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集中和调配资源,具有巨大能量,但这一能量需要有所节制,有合理的边界。这在于
政府本身并不是财富的生产者,而只是资源和财富的调集和分配者。如果政府对自己的行
为缺乏节制,没有合理的边界,很容易代替经济主体,或者超出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地
方政府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扮演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主动角色,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重
要推动力。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个人意志凌驾于经济规律之上,甚至因为个人政
绩而滥用财政和民力。
其次,中国需要积极政府,但需要的是高效廉洁的积极政府。积极政府依靠的是政府
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以来,对传统高度集中的体制进行改革,地方获得了相当的
自主权。这一分权体制极大激发了地方政府的活力,成为主动性政府。这是过往历史没有
过的。但是,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因为分权而分利的行为。这就是政府公务人员在行使
公务活动中谋取个人私利,产生了严重的腐败问题。基于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中
共十八大以来,中央加强了对权力的限制和监督,权力相对集中。同样,这一过程中,又
出现了政府工作人员懒政惰政不作为和形式主义敷衍应付现象。如何建设一个高效廉洁的
积极政府,仍然需要在体制机制上加以探索。
再次,中国需要积极政府,需要的是能够为社会保留自主空间并塑造出积极公民的积
极政府。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和最重要的经验,就是调动广大人民
群众的积极性。积极性来自于自主性,自主性又来自于体制给予的空间。在社会主义条件
下,政府和民众不是对立的两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更不是非此即彼的两极。实现国家治
理的现代化,要求政府不仅能够自我积极有为,更重要的是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
和激发起来,让人民群众积极有为。这是对长期历史上的 “积极政府”角色的历史性超
越,也是国家长治久安和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和不竭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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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彦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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