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1 - 《社会》2026年第4期

社会·2026·4

美尔从根本上关注的是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 特别是在现代工业社
会转型的背景下，对个人的精神自由与意义完整性进行思考。 事实上，
齐美尔（Simmel，1997）曾明确表示，现代生活最深层次的问题，恰是个体
在面对势不可挡的社会力量、历史遗产、外部文化及生活技艺时，如何
维护自身存在的自主性与独特性。 因此，齐美尔从一开始就预设了一种
二元性主题，后者以多种形式出现在人类历史中，如流变与静止、世俗
与神圣、自然与文化等。 而到了现代，二元性的核心成为个体与社会，这
二者随着经济扩张与劳动分工的深入呈现出更为紧张而复杂的关系：
一方面，个体在经济与分工的影响下获得了更大的选择空间和自由；但
另一方面，货币所催动的竞争与夷平则会限制个体的创造性。 主观文化
与客观文化构成的冲突将文化悲剧性的命运展现在现代个体面前，这
与马克思笔下的异化、 韦伯理论中的牢笼以及此后卢卡奇所分析的物
化， 都有着概念上的关联。 当然， 这种关联也透露出一种相似的时代判
断。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艺术对于齐美尔而言，已不只是审美对象，而更
是现代生命用以处理二元性冲突以及重建主体与世界关系的重要场域。
因此，我们要想理解齐美尔的艺术思想，就不得不将这种时代氛围
纳入考量。在齐美尔所置身的时代，现代主义艺术风起云涌，分离派、构
成主义、表现主义、早期达达主义等纷纷开始构建美学的自我意识（an
aesthetic self鄄consciousness），后者旨在重建一种新的道德观，并呼吁将艺
术实践与日常生活重新融合。 此时，美学已构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
（再）创造自我的手段，真理和价值则被理解为源自自我本身，进而反对
诉诸神学或绝对真理的断言（Leck，2000）。 换言之，艺术被指派了特殊
的“先锋”角色，同时也被赋予了一种使命：将自身从统治阶级的生活方
式与模仿自然的原理规定中解放出来，并以陌生化、震惊等方式将艺术
重心转向形式，由此使得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手段成为可能（卡林内斯
库，2015；比格尔，2002）。 事实上，在齐美尔的时代，这一发展趋势与他
在社会学层面的关注是高度一致的： 现代主义艺术借由“为艺术而艺
术”的理念获得了自主形式，而这种自主形式一方面将美学的思考指向
强烈的内省与创造性个性， 另一方面则指 向 了 社会变 革 的外 部 目 标
（ Leck，2000）。 现代艺术中自主性与社会性的矛盾统一，既激发了其对
审美个性的思考， 也促成了社会性批判与伦理责任———这正是齐美尔
社会学的先锋性所在。

· 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