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8 - 《社会》2026年第3期

社会保障政策的代际减贫效应

此过程中，国有企业改革攻坚期恰逢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可谓“屋漏偏
逢连夜雨”，大批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职工下岗。1995 年至 2004 年，累计
下岗职工共 4 551 万人，下岗比例高达 40%，再就业率则常年低于 50%
（国家统计局，2005；汝信等，2004）。 持续数年的“下岗潮”导致中国出现
了一种以下岗家庭为主体的“新城市贫困”现象（关信平，2019）。针对这
一问题，1998 年中国政府专门面向下岗职工出台了“两个确保、三条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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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线” 政策，并加快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步伐。 作为稳步推进国有企
业改革、助力市场经济发展的配套机制，“两个确保、三条保障线”以及
后续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成熟的社会保障政策， 对下岗职工的基本生
活及其子代的成长与发展过程都可能产生重要影响。
既有研究主要关注社会保障政策对下岗职工这一代人的减贫效应
（蒋德理，2004；郭于华、常爱书，2005），而忽视了其对下岗职工子代成
长与发展，尤其是贫困代际传递状况的影响。 实际上，在经济体制改革
大潮下，20 世纪 90 年代教育和就业领域同步开启了市场化改革。 一方
面，全面实施高校收费制，大力发展教育产业，取消国家分配就业、实行
劳动力市场自主择业，扩大高校招生规模（ Zhong，2013）；另一方面，劳
动力市场逐渐形成并不断完善，劳动力资源由计划配置转向市场配置，
个人就业状况和收入水平愈加依赖于自身人力资本的积累 （刘精明，
2006）。 随着市场化进程持续加快，教育投资成本和劳动力市场门槛均
不断提高，导致下岗家庭子代面临诸多挑战和贫困代际传递风险。 在此
过程中，社会保障政策发挥的干预和调节作用可能至关重要。
如今，下岗职工这一代人普遍步入老年阶段，但他们的子代正处于
劳动年龄阶段。 因此，考察社会保障政策对下岗家庭的代际影响恰逢其
时，但目前还没有研究关注这一问题。 实际上，减贫领域的研究整体上
缺乏代际视角， 基本聚焦于一个世代 （黄薇，2019； 卢洪友、 杜亦 譞，
2019），鲜有研究考察社会保障政策的代际减贫作用，这也导致既有政
策实践大多难以产生持久深远的减贫效应。 相较于减缓一代人的贫困，
社会保障政策与贫困代际传递之间的关系超越了线性范畴， 除了瞄准
偏差、负向激励、消费选择等影响减贫效应的常规因素（韩华为、高琴，

1.“两个确保、三条保障线”即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 工按时领到基 本 生 活 费 ，确 保企 业
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 失业保
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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