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3 - 《社会》2026年第3期
P. 183
社会·2026·3
加以检验。 但就本文的案例而言，四种类型的共存已经表明，父职实践
并非均质整体；对于“以体育儿”活动，父亲是否参与、如何参与和为何
参与，仍需要被区分考察。 尤其是策略性守成父职与情感性辅助父职的
存在说明，参与形式与行动动机之间可能存在不同方向的脱耦：前者是
形式先行而动机滞后，后者则是动机转向而形式未稳。
六、 总结与讨论
本文基于对 20 组城市家庭的访谈与观察，分析父亲“以体育儿”的
实践形式和动机结构。研究发现，父亲的“以体育儿”实践在形式上可分
为间歇性参与和常态化参与， 在动机上可分为关系发展导向和社会再
生产导向。 将两个维度交叉后，本文识别出四种父职类型：仪式性象征
父职、情感性辅助父职、策略性守成父职和制度性陪伴父职。
本文的主要发现是， 父亲育儿参与形式的变化并不必然会带来行
动动机的同步变化，二者之间可能存在脱耦。父亲稳定地“以体育儿”的
行为既可能意味着亲密陪伴和责任分担，也可能意味着代际期待、身体
塑造或家庭分工的延续。策略性守成父职最能说明这一脱耦状态。在这
一类型中，父亲并没有缺席，甚至还表现出较高程度的稳定参与，但这
种参与主要服务于子女塑造、 未完成期待的转移和既有家庭分工的维
持。 也就是说，父亲的积极参与并不必然会改变既有的教养逻辑和家庭
分工， 有时反而会使这些逻辑借助更积极、 更日常的参与形式延续下
来。 由此可见，判断父职转型不能只看父亲是否参与育儿过程，还要看
如何理解和组织这种参与。
这一发现也可以补充当代中国家庭研究中关于传统与现代并存的
讨论。“新家庭主义”（阎云翔，2006，2012）、“马赛克家庭主义 ”（计迎
春，2019；翁堂梅、计迎春，2025）等已经指出，当代家庭变迁并不是传统
被现代简单替代，而是二者在具体实践中重新组合，是一种“杂糅”的状
态。 本研究进一步表明，这种组合并不是抽象发生的，“杂糅”也不等同
于混乱，而是具有可以被辨析的内部结构。 具体到父职实践，传统与现
代并不是笼统并置，而是分别嵌入参与形式、行动动机、亲子关系、家庭
分工等不同层面，并形成不同的组合方式。 本文提出的四种父职类型正
是对这种内部机理的具体呈现。 因此，本文的类型学划分并不是对父亲
进行简单分类，而是试图提高对家庭变迁杂糅状态的分辨率，呈现传统
· 1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