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 - 《社会》2026年第3期

治理不可能三角

高强度的统治目标，一般就是依赖非正式规则与弹性运作。 诸多关于清
代地方政府的研究发现， 当朝廷下达刚性的钱粮上缴指标而预算又极
其有限时，地方官员就不得不依靠“潜规则”和收取火耗、陋规等灰色甚
至非法的收入维持政府的运转（瞿同祖，2003； 曾小萍，2005；魏光奇，
2010）。 这些现象并不是在特定情境下的偶发偏差，而是跨组织、跨制度
环境反复出现的结构性模式。
既有的社会科学理论对此已有大量解释。 例如，新制度经济学强调
制度安排是在交易成本、 信息不完备与契约不完全条件下形成的次优
选择，而非最优解（ Williamson， 1975，1985）；委托—代理理论则系统分
析了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 如何通过激励与监督的方法缓解道德风险
与逆向选择（ Akerlof，1970； Jensen and Meckling，1976； Holmstrom，1979；
Milgrom and Roberts，1992； Laffont and Tirole，1993）；组织社会学研究进
一步指出，形式结构与实际运作之间往往存在“脱钩”的问题，组织会通
过仪式化合规来应对外部制度压力 （ Meyer and Rowan，1977； DiMaggio
and Powell，1983）。 这些研究各自揭示了治理失灵的一个侧面，但仍未
回答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 为何在逻辑上相互支持的治理原则在实践
中却呈现系统性的相互冲突？换言之，这些“良治原则”为何在同时实施
时反而变得不可行？
本文提出， 治理困境并不是主要因为激励设计不当、 规则执行不
力或组织文化存在缺陷，而是植根于一种更为基础的结构性约束。 具
体而言，在任何层级化的委托—代理关系中，组织治理都 同 时 受 制 于
三类核心约束：对结果的目标约束、对投入的资源约束和对行为方式
的规则约束。 本研究的核心主张是：这三类约束不可能同时被刚性化，
当其中两项被严格锁定时，第三项必须保持弹性，否则，治理在结构上
将不可行。
基于这一判断，本文试图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治理不可能三角”这
一中层理论（周黎安，2024），系统刻画组织治理中的可行性边界，引申
其背后的理论命题，探究“治理不可能三角”所依赖的组织条件及其对
组织创新的潜在影响， 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辨析行政发包制与韦伯式理
性科层制的核心区别。
“治理不可能三角”理论并不试图回答哪种治理模式更优，而是聚
焦一个更具现实主义色彩的问题：在不同约束组合下，哪些治理安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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