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0 - 《社会》2026年第2期

士大夫的社会世界建构与演变

社会网络常被认为以湘军为核心（Bai，et al.，2023；朱东安，2007；王盾，
2007；黄民文，2018）。 由于湘军的组建依赖同乡纽带，一些研究者认为
湘乡同乡是曾国藩社会交往的关键组成部分（如，朱东安《曾国藩集团
与晚清政局》第三章）。 然而，本研究表明，曾国藩与湘乡同乡的交往强
度较低，打破了这一传统印象。 例如，《湘军人物简表》中记录了 870 位
有明确籍贯的湘军军官，其中有 721 名湖南人，162 名湘乡人（占18.6%）；
但在我们整理的曾国藩社会网络中，与其交往最频繁的 300 名人物中，
有 27 名湘乡人（占 9.0%），远低于湘军所占的比例。 在排除家族成员
后，湘乡籍贯中仅凭同乡关系与曾国藩往来的比例进一步下降。
这种差异可以从湘军的组织性质与曾国藩的个人取向来理解。 一
方面，湘军是多核心的政治-军事组织，曾国藩只是发动者之一，曾国
藩与湘军中大多数军官的联系是弱关系（ Bai，et al.，2023）。
与本文主题相关的是， 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曾国藩的精
神世界与社会世界的互动关系，特别是精神观念影响了他的社会行为。
例如，曾国藩（ 1876：56）写道：“本部堂治事有年，左右信任之人，湘乡
同县者极少……岂戚族乡党中无一可用之才？ 亦不欲示人以私狭也。 ”
这表明他有意识地将同乡关系与仕途和幕府事务相剥离，以“避嫌”体
现公私分际与士人节操。凌鹏、何骆（2024）研究发现，在湘乡地方，曾国
藩希望把曾家从湘乡的政统中剥离出来，仅在道统上发挥作用。 避嫌与
远政，是曾国藩试图分离湘乡同乡的表现。
然而，这种克制并非始终如一。 我们发现，曾国藩在京官时期与湘
乡同乡往来稀少，但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其与湘乡同乡的交往频次和
比例迅速上升（参考图 1 和图 3）。 这一反弹反映出，在危机情境下，地
缘纽带仍是可靠的社会资源。 换言之，差序格局在曾国藩的社会世界中
不是固定的伦理规范，而是一种可随情境调整的行动策略。 这种特征契
合于安·斯威德勒（Swidler，1986） 提出的行动工具箱（tool kit）概念：差
序格局并非始终以一套稳定的价值体系来约束士大夫的行为， 而是为
行动者提供一系列可以在不同处境下加以选择和运用的资源与方法。

六、 曾国藩的社会网络结构

我们可以将曾国藩的社会世界以社会网络的形式呈现， 并作进一
步的分析。 图 7 展示了曾国藩的社会网络中，不同群体内部及群体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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