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3 - 《社会》2026年第2期

社会·2026·2

首先，本研究发现曾国藩的精神活动与社会活动存在不同特点，体
现在他与不同群体的互动模式中。 一方面，曾国藩的精神活动与大多数
群体的社会活动呈负相关，意味着两者在注意力分配上存在竞争；另一
方面，曾国藩的精神活动与科举同年的交往呈正相关。 换言之，不同的
群体在曾国藩的精神活动与社会活动中扮演了不同角色。 这一发现提
醒我们，士大夫的精神活动与社会活动确有不同指向，应将其放在交往
活动的整体中，并分辨其不同的关联意义。 我们在初步分析的基础上，
对曾国藩的精神活动与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作了进一步探索， 发现其
精神活动频次与各类社会活动频次间均存在负相关（见附录 A）。
其次，本研究着眼于曾国藩的社会世界建构。 如前文指出的，儒教
“神圣与世俗”的双重性为中国官僚体制中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融合提
供了文化基础。 在对士大夫的研究中，研究者多将注意力放在他们的精
神世界和官方正式活动上，极少涉及他们的社会世界。 本文从“现实为
社会建构”的思路出发，关注士大夫的日常交往活动，填补已有研究的
重要空白之处，以便理解影响其社会行动的社会世界，这对于认识历史
上中国官僚体制的运作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周雪光，2024a）。
本研究显示，曾国藩的社会交往具有差序格局特点。 这不是新的发
现，在涉及士大夫的研究文献中，这种差异性对待的“圈子”文化普遍存
在。 我们的贡献是，基于系统的资料和科学的方法将其呈现出来，并提
出了一系列的测量方法和分析手段， 以便推动更大范围和类似口径上
的比较分析。 本研究的实质性发现表明，曾国藩自我中心视角下的差序
格局在不同时点和事件场景下有“变”与“不变”的多重展现。 例如，曾
国藩与其家族的交往随着他的官僚生涯和父 母离 世 而 发生 了 明 显 变
化；曾国藩与同年的关系也在不同时期有明显的起伏变化；但是，曾国
藩与军功集团（湘军）的关系，一俟建立便长期稳定。
本研究的延伸分析表明，曾国藩与各群体的交往各有特点。 例如，
曾国藩在与家族和湘乡同乡的交往中，有更强的选择性；但与清廷官僚
的交往则更为宽泛。 我们的推测是，这一特点与不同群体内部的等级结
构有关，即一个群体的结构越明朗（基尼系数越大），曾国藩与其交往的
选择性越强；而一个群体的结构越不明朗，曾国藩与其成员的互动就越
宽泛。 这一特点背后的因果关系及其对士大夫社会世界构建的意义仍
有待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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