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3 - 《社会》2026年第2期

社会·2026·2

七、 结论与讨论

弗莱德森（Freidson，1970：71-72）在对医生职业的研究中指出，专业
工作的核心特征“自主性的事实”并不能“自然而然地”获得，其获取与
维系是职业社会学关注的核心问题。 专业工作者始终处于争取自主权
与接受外部主体控制的张力之中：一方面，职业群体以专业知识和技能
为基础，力求实现对自身工作事务的合法性控制，避免外界干预；另一
方面， 确保服务对象利益的需求又使得外部主体不断试图对其执业行
为施加有效控制。 本研究以幼儿教师为案例，尝试对专业自主性理论进
行拓展。
在机构化抚育面临信任危机以及市场竞争激烈的背景下， 媒介技
术越来越多地成为一种常规的家园沟通手段，借助照片、视频、实时监
控对抚育过程进行媒介再现，家长得以实现不在场的知情和远程关怀，
可见性成为幼师的一项工作条件。 尽管媒介技术应用的主要目的并不
是劳动监督，但事实上使得幼师需要面对家长对其工作的审视、评判乃
至介入，使专业自主性面临挑战。 这一挑战并不简单源于可见性程度提
升本身，而是媒介再现所建构的“现实”和抚育劳动的特征存在不一致，
片段式、 去情境化和行为导向的影像难以呈现集体化抚育所具有的情
感性、关系性、流动性的特征。 在实践中，幼师们通过信息控制、关系调
适和有条件的反抗，在与家长的互动中试图重建对自身工作的掌控。
在理论层面，本文试图论证，专业自主性是动态的，存在协商、博弈
与争取的空间， 需要将之放置在劳动实践与多元主体互动的具体情境
中加以考察与分析， 特别是对于理解那些渴望但尚未获得专业地位认
可的众多职业来说，“专业自主性的协商” 可以提供一个具有解释力的
分析框架。 现有理论已经从不同角度解释了为何某些职业成功建立或
未能获得完全的专业自主性。 尽管从制度与结构的角度分析，包括幼师
在内的准专业工作并没有获得合法的职业权威以及完全的自主性，但
这并不意味着在从业实践中， 其他主体 （如客户、 国家） 就对约翰逊
（Johnson，2016：41）所说的生产与消费关系，或者阿伯特（2016：66-85）
所说的诊断—推理—诊疗的执业过程形成了绝对控制， 而是存在着协
商、博弈、争夺的空间，从业者会采取各种策略建立和维系对自身工作
的控制，尽力避免外部主体（特别是客户/服务对象）的影响。 因此，回归

· 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