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6 - 《社会》2025年第4期

地位匹配与庇护共享：宋代国家构建下的精英家族婚姻

（2012：19-21）把中国当作国家形成的范例，认为中国是开发国家制度
的先行者。 通过以集权政权取代神权封建制度以及实施官僚制，秦汉之
际的中国结束了依据血缘关系分配和传承权力的宗法制，形成了“天下
为一家之私产”的韦伯意义上的家产制国家（肖瑛，2020）。到了宋代，随
着中央层面官僚选拔制度的改革与地方层面宗族影响的扩大， 中国建
立了以“官僚化”正式制度为主要行政统治手段、“家族化”非正式制度
为补充的新的政治秩序， 在向现代官僚制国家演进的过程中迈出了关
键性的一步。 然而，这一过程本身一波三折。 经过五代十国长时期的军
阀混战和社会动荡，北宋建立伊始就面临着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
阶级内部矛盾等多重挑战（邓广铭，1975：1），宋代的士大夫们因此发动
了多次改革，旨在通过政治革新使社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善。 在所有改革
措施中，幅度最大、范围最广、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就是由宋神宗任命、
王安石主持，于熙宁二年正式开始的“熙宁变法”（又称“王安石变法/新
法”“熙丰变法”等）。 余英时（2011：9）认为，从对历史影响的深度和广
度来看，这场政治实验的效应非其他改革能比，以致之后中国很长一段
时间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为“后王安石时代”。
整体上来看，熙宁变法是一项试图通过扩张国家权力、调动国家资
源并遏制私人利益以应对危机的政治和社会运动， 也是一场调整社会
再分配机制、 改变精英权力基础乃至重塑精英再生产方式的嬗变的开
端。 已有研究表明，新法本质上是为国家的中央集权效力的，是将国家
利益置于一切之上的。 在变法派看来，公权凌驾于私权之上，国家可以
通过扩大政府活动范围、扩张官僚机构并与私人“兼并”对立以及增加
政府开支等手段刺激经济活动并创造更大收入（史乐民，2022；包弼德，
2022；刘子健、张钰翰，2022）。 然而实际上，偏重扩张国家权力的新法举
措不仅没有助力宋代“强国家”的建成，反而引发了不少新的问题，进而
成为重塑政治社会秩序的导火索。 支持与反对变法的双方不但在政治、
经济利益上有所冲突，在学术理念上更成对立之势，彼此攻讦，斗争愈
演愈烈（李华瑞，2021）。 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原本以“天变不足
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来指导推进的熙宁变法
反而被因循守旧的“祖宗之法”制约而失败。 这一结果不仅背离了变法
之初王安石“富国强兵”的改革目标，还进一步引发了宋代精英阶层内
部新的动荡，后者作为变法推行伴生的副产品，深刻影响了传统中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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