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4 - 《社会》202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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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视野下的现代政治危机:密尔论文明与新政治科学

                了最系统的总结,并以文明为参照,反思了英国当时的社会现实与隐含
                危机。 马克思有关文明的论述具有极强的政治经济学色彩,正是在很大
                程度上受到英国文明观念的影响。                5  密尔从未忽视具体的社会事实,他

                继承了孔德关于人类社会普遍历程的论述, 将其植入英国的古典政治
                经济学土壤,进行了经验主义的改造。 对于密尔来说,文明进程既是他
                对历史变迁的经验总结,也是他理解与反思社会现实的历史坐标。 因
                此,涂尔干与莫斯对“文明的普遍历程”的批评并不适用于马克思,也
                不 适 用 于 密 尔 。 韦 伯 与 涂 尔 干 的 文 明 研 究 受 赫 尔 德 “民 族 精 神 ”
                ( Volksgeist)观念的影响,尤为注重不同社会共有的“文化”与精神因素
                (李荣山,2022:109-147;王铭铭,2021:297)。 与之不同,古典政治经济
                学孕生的英国文明观念特别强调社会的经济层面,如生产方式、生产
                组织、因劳动分工产生的社会权力关系等。 通过重温密尔的文明学说,
                我们能在欧陆社会理论传统之外,获得一种反思现代社会的新视角。
                    密尔与马克思生活在同一时代,他把 19 世纪称作“文明的世纪”,
                他的文明观念具有两重意涵:一方面,在道德哲学意义上,他认为,文明
                代表人与社会在财富、知识以及社会合作等方面取得的进益与进步,它
                起源于人的自然社会性,随劳动分工的深入而不断进步。 文明是人类福
                祉,且与一切福祉相容。另一方面,在历史哲学意义上,文明是野蛮的对


                (接上页)的自由主 义与十 八世纪 共和自 由主义 论述的 继承, 但 又 开 出 十 九 世 纪 的 议
                题”。
                5. 1853 年,马克思在伦敦用英语写作了《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
                的未来结果》。 在这两篇文章里,他一面批评不列颠给印度带来的灾难,一面肯定这种破
                坏的历史意义:“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 而且谋
                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 但是问题不在这里。 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社会没有一个根
                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使命? 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
                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2009a:683),因为不列颠统治
                造成了印度的社会革命,而此社会革命“只是整个现存生产制度所产生的有机的结果”
                (马克思,2009b:691)。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的工商业正在为新世界创造物质条件,为“伟
                大的社会革命”和由此产生的“人类进步”创造条件(马克思,2009b:691)。 在这两篇文章
                里,文明是马克思的立论基础,是他用来评价印度社会革命与不列颠统治的道德尺度。
                这两篇文章都是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时政评论,其读者不是学者,而是普
                通民众。 这意味着,在马克思写作时,文明概念已被广泛使用并产生了深刻影响,他无需
                做出系统阐释, 读者就能感知并理解其道德力量与历史意涵。 马克思在英文语境下写
                作,沿用了当时通行于英语世界的文明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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