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7 - 《社会》2025年第3期

社会·2025·3

上文对于数智时代下意义呈现方式转换的讨论为社会治理的推进
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一，社会治理不仅是一种技术治理，也应该是一种意义治理。 从
这个角度看， 社会治理应当保持一种对个人生活意义的敏感度和鉴别
力。 正如上文所言，伴随着个体意义呈现的形式化甚至表面化，意义的
具体呈现和背后意义的实质意涵之间开始出现一种疏离。 这种疏离意
味着，为了保持社会治理的意义敏感度和鉴别力，治理过程需要具备一
种文化“解码”的能力。也就是说，既然数智社会将个体意义进行了某种
疏离性的形式化编码，那么，只有通过对其解码，社会治理才能从形式
化的信号中读出背后的实质意义，并看到“活生生”的人。 换言之，虽然
社会治理过程可能会被越来越多的形式化信息淹没， 但意义治理的最
终落脚点还是现实生活世界中的人及其秉持的实质价值。 因此，社会治
理要透过表面化的形式探究背后的实质意义。
第二， 意义的形式化呈现并不拒斥个体对于意义的主动追寻和探
索，因此，以意义治理为导向的社会治理需要尊重行动者在数智化环境
中的意义生产能力。 数智时代下的形式意义建构从本质上来说仍然立
足于实质意义的基础之上， 而实质意义是行动者在生活中不断创造出
来的。 实际上，这种基于数字化技术能够达成的实质性意义创新并不罕
见，从早期的多人合作网络游戏中形成的团队相处规范，到当下信息化
互通互联过程中自发产生的各种“社群”规矩，不一而足。 因此，意义的
形式化并不意味着意义本身的匮乏，恰恰相反，数智化的多维度场景给
予行动者更大的空间来自主地创造意义， 从貌似更加自由或无序的环
境中寻找和建构一种文化层面的有序状态。
第三， 以信息为媒介的意义生产和传播给了社会治理主体一种新
的技术治理机会。 如果说传统的意义偏向于无形，那么以形式模式为代
表的意义形态恰恰为社会治理提供了一种可以直接触及的对象或“抓
手”。 既然意义可以转换为信号，那么社会治理过程就可以利用各种新
的技术手段来分析这种信号以及人际之间信号的交互， 从而做出某种
社会学意义上的“预测”和治理。关于这一点，一个类比是网络游戏中为
了克服网络延时而设计的延迟补偿机制。 网络游戏中的游戏者由于身
处不同地点，网络信息传递速率可能也各不相同，因此，为了保证游戏
运行的顺畅， 游戏公司通常会根据个人可见的游戏习惯进行某种“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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