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4 - 《社会》2025年第2期

在“生活”与“理想”之间：涂尔干的行动社会学大纲

行 动 的 社 会 学 ”（sociology of social action） 与 “社 会 秩 序 的 社 会 学 ”
（ sociology of social order） 两 种 不 同 的 理 论 思 考 取 向（Dawe，1978；
Alexander，1982）。 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对中世纪秩序的革命，释放出了
现代个体的能动性，既塑造了孤独的个体，也成就了自主的个体。因此，

对社会行动进行理论化是西方人从中世纪的沉睡中觉醒之后的产物，
也是西方社会学得以诞生的基础。 就此而言，上述两种理论思考取向的
根基都在于理解现代人的行动问题（ Dawe，1978；Stones，2008）。 在经典
社会学中，如果说韦伯的社会学呈现了“以行动化解紧张”的新教徒形
象，马克思的社会学贡献了“以哲学改变世界”的革命者形象，那么作为
社会学的正统思想家， 涂尔干作品中的行动者形象与行动图示反而是
最模糊不清的（Ceri，1993）。 诚如阿伦特（2017）在《人的境况》中的重要
判断，经过现代科学的革命与社会领域的兴起，西方人对“沉思”与“行
动”的关系的认识发生了彻底的倒转。 因此，现代人的行动意义已成为
认识现代社会秩序的必不可少的维度。 就此而言，如何理解涂尔干对行
动问题的思考成为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理论问题。
然而，经典的解释将涂尔干贴上了“实证主义”“功能主义”甚至“社
会决定论”的思想标签，以“秩序问题”作为理解其思想的元问题，并推
论其在道德与政治上具有保守特质（ Nisbet，1965；Milbank，1990）。 于是，
“只见社会不见人”或者说“行动者的缺席”成为涂尔干研究中的一个成
见。 事实上，在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史上也是如此。 费孝通（1994）晚年曾
反思自己的社区研究存在“只见社会不见人”的问题，并坦言这种功能
主义视角是因为其早年受到涂尔干的“集体意识”和“社会实体”等概念
的间接影响。 不过，时至今日，国内学者对涂尔干的研究经过多年积累
取得了诸多成果，为我们理解涂尔干思想勾勒出了丰富的理论线索，例
如， 涂尔干与自然法传统的对话 （李猛，2012； 陈涛，2013； 李英飞，
2023），涂尔干对神圣与世俗之间关系的理解（孙帅，2008；陈涛，2015；
渠敬东，2017；杜月，2022）以及涂尔干对道德教育和现代政治等问题的
理 解（渠 敬 东 ，2014； 王 楠 ，2016； 魏 文 一 ，2017； 李 英 飞 ，2018； 杨 勇 ，
2022），等等。
这些研究从不同侧面触及涂尔干关于“行动问题”的诸多洞见，其
中，渠敬东和陈涛两位学者相隔二十年出版的研究专著是代表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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