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0 - 《社会》2025年第1期

熟人关系、道德评价与市场价格竞争

价格竞争秩序， 认为价格秩序的稳定形成并非都是依靠正式制度的强
制力，也依赖群体中的“非契约性基础”（Spillman，1999）。 例如，“氏族”
（Clan） 内部共享的社会认知和文化让成员拥有高度一致的价格目标，
对于不遵循群体内部规范的行动，其他行动者可以通过降低声誉和给予
非正式惩罚的方式施加约束（ Ouchi，1980；Ellickson，1986）。群体规范能否
发挥作用与文化层面的共享价值观相关，有研究发现，集体主义取向的文
化比个体主义取向的文化更能发挥熟人关系网络对价格竞争的约束作
用（Greif，1994）。
文化的视角提示我们不能只从利益动机和资源交换的角度来理解
厂商间关系网络的影响， 厂商关系中内化的文化价值观及其形塑的道
德规范同样会影响价格竞争。 然而，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说明，例
如，规模、资源、竞争力大小不一的市场主体间如何能够达成一致的定
价共识，从而遏制低价竞争？ 关系群体中的道德规范具体如何作用于厂
商的定价行为？ 由于不同地域和群体间共享的文化价值观存在差异，中
国乡村市场中的定价具体受到怎样的关系结构与道德规范的影响？ 若
想厘清这些问题， 还需要深入中国的乡土社会结构与文化伦理中做进
一步探究。
（二）熟人社会中的价格竞争
中国乡土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以己为中心、 以血缘亲情关系为
纽带而形成的差序格局（费孝通，2008）。 在差序格局中，人们对待不同
关系遵循不同的行动原则。 这些关系结构体现为 “伦”，行动原则就是
“理”（周飞舟，2018）。 乡土社会的关系核心围绕其“伦理”展开的特征
也被称为“伦理本位”（梁漱溟，2011）。 具体来说，乡土社会的关系互动
建立了一套基于家庭关系的伦理体系，即以家庭的“孝悌”伦理为基础，
沿着差序格局的圈层结构向外延伸（周飞舟、何奇峰，2021）。 许多研究
发现，“家本位”伦理为农业经营主体解决组织困境、劳动力雇佣与监管
以及市场网络连通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付伟，2020；陈航英，
2021；颜燕华，2022），因此，进入村庄的市场力量会经历一个与乡土社
会互动的过程（徐宗阳，2016；付伟，2018）。 要想理解嵌入在熟人社会中
的市场价格竞争，既要分析定价主体的关系结构，又要在行动、结构之
外注重对关系蕴含的理念和精神的分析（周飞舟，2018），进而将结构与
文化因素的影响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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