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2 - 《社会》2024年第6期

能力的代价与分化：第三道数字鸿沟中的数字伤害

“知识沟假说”是数字鸿沟问题的理论基础之一。 该假说认为，高社
会经济地位的群体通常获取信息速度快，习得的知识也更多，因而能从
媒介使用中获得更多收益（Tichenor and Olien，1970），例如，学校提供的
IT 培训对那些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学生效果更佳， 教育程度较高的用户
使用社交媒体也会获得更多的科学知识和政治知识（Wei，et al.，2011；
Gerosa，et al.，2021）。 因此，即使人们具备完全相同的数字技能，但因为
认知、社会或文化资源存在差异，这种技能的回报率也仍然存在高低之
分。 那些处于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拥有更多文化资本、社会网络更多
样化的使用者，会更擅于利用数字技术并把收益最大化。 一些研究也表
明，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群体从相同互联网使用中获得的收益会更大，
存 在 技 能 收 益 率 的 “马 太 效 应 ”（ Hale，et al.，2010；Van Deursen and
Helsper，2015）。 根据对互联网特定应用和技能的数字收益的相关实证
分析，拥有更好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或家庭背景的群体，会获得更多
的数字红利（曾艺武等，2018；黄漫宇、窦雪萌，2022；许琪，2023）。
同样，“知识沟假说” 也暗含了文化和物质资源差异也可能会造成
人们对数字伤害调节能力的分化：文化资源提供了对认识和防范伤害的
知识，物质资源则给予了控制伤害的能力。 施罗德等（ Scheerder，et al.，
2019）对数字技能后果的研究发现，高学历群体在面对负面效果时大多
会试图控制自己，而低学历者往往只会接受负面结果，不会采取补救措
施。 相关研究表明，在城乡文化和物质资源差异的背景下，城市的孩子
在互联网使用上更能得到家长的有效指导和帮助， 农村的孩子则缺乏
父辈的有效支持， 容易沉迷于网络 （李晓静，2019； 胡南燕、 宁满秀，
2020）。近年来的“数字断连”“数字戒断”等网络自控活动也引发了较多
关注（St覿heli and Stoltenberg，2022），如果将这些视为对数字伤害的自我
调节手段，那么这些行动也与受过高等教育、中产阶层等个体特征紧密
关联（Sutton，2020；Nguyen and Hargittai，2023）。因此，即便人们具备了同
等的数字技能， 那些受限于自身所处的社会结构位置的使用者也可能
无法获取更多的收益，甚至需要面对更大的潜在伤害。 鉴于此，本研究
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3：处于不同位置类型的群体对数字技能与数字伤害的关系可
能有差异化的调节能力。
假设 3 如图 2 所示，虽然数字技能与数字伤害可能正相关，但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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