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6 - 《社会》2024年第6期

能力的代价与分化：第三道数字鸿沟中的数字伤害

互联网服务进行学习、 商务等“资本提高型” 活动 （DiMaggio，et al.，
2004；Zillien and Hargittai，2009；Scheerder，et al.，2017）； 第 三 道 数 字 鸿
沟重视数字应用的最终影响效果以及“在数字驱动的市场中利用这些
好处来改善生活机会的能力”（ Van Deursen and Helsper，2015；Ragnedda，
2017）。 由此可见，第三道数字鸿沟主要关注的是由第一、二道鸿沟产生
的实际影响。
目前，个人的性别、年龄、社会经济地位、区域（国别）等因素最常出
现于数字鸿沟研究，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特定群体也被反复证明在
三 道 数 字 鸿 沟 中 持 续 具 有 优 势 （ Selwyn and Gorard，2003；DiMaggio，et
al.，2004；Helspler，2010；Scheerder，et al.，2017）。 对于这样固化的数字不
平等问题，数字鸿沟的理论范式的解释有相应的演变。 早期范式体现了
以技术为中心的特征。 根据罗杰斯（ Rogers，2003）的“创新扩散理论”，
群体中存在信息技术使用的先行者与后来者， 技术在群体中会以 S 型
曲线的形式扩散至整体。这个时期也产生了“技术接受模型”“计划行为
理论”等以个体动机和技术吸引为特点的解释技术使用差异的理论。 哈
佛大学的诺里斯（ Norris，2001）进一步提出了创新扩散的两种模型：一
是标准模型，该模型认为，由于群体中有不同子群，而子群内部的扩散
速率不同，所以，虽然技术最终都会覆盖总体，但在扩散过程中，不同子
群的使用率会有差异；二是分层模型，在社会分层作用下，特定阶层 S
型曲线的“天花板”———层内最高比例———会不一致，因此，技术接受不
仅取决于技术本身， 还受到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分层机制的影响。 近年
来，综合了技术接受、物质主义、社会文化、关系等理论视角，荷兰学者范
迪克（Van Dijk，2020）用“资源与占用理论”（Resources and Appropriation
Theory）来解释数字鸿沟现象。 他借用查尔斯·蒂利的“类型不平等”的
概念指出，社会结构既存的基于性别、年龄、种族等个人类型的不平等
和基于教育、收入等位置类型的不平等，将导致群体在物质、认知能力、
社会、文化资本等资源占用上的差异。 这种差异会通过影响第一、二道
数字鸿沟而产生基于参与机会的效果不平等，即第三道数字鸿沟。 而效
果不平等形成的差异化数字收益又会反过来影响资源并强化位置类型
的不平等。
图 1 展示了基于“资源与占用理论”的数字鸿沟研究的解释框架，
但该框架存在两个潜在问题。 首先，与第一、二道数字鸿沟聚焦于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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