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7 - 《社会》2024年第6期

社会·2024·6

乎更为复杂。 首先，在已有研究中，父母的房产被视为一种较大的经
济资源优势， 拥有住房的父母通常有机会积累更多的积蓄或财富，享
有更高的消费自由度，可以将更多的资金用于投资后代，提高子代获
得较好区位住房的可能性，已有研究证实了拥有房产的父母在帮助子
代 获 得 住 房 方 面 发 挥 着 重 要 作 用 （ Helderman and Mulder，2007；魻st，
2012；Mulder and Smith，2013）。 从这一视角看，父母的房产可能会在一
定程度上促进子代获得区域优势度高的住房，当父母房产具有区位优
势时，这种促进作用更显著。 此外，受到户籍制度的影响，住房与子女
入学、城市落户等重要城市福利和社会保障挂钩，凸显了住房的权利属
性（张传勇等，2020；穆学英等，2022）。 拥有房产的父辈在为子代提供居
住支持的同时，附属在房产上的权利也可以与子代共享。 父辈的房产被
视为年轻一代可以共享和继承的家庭资源（胡元瑞等，2021），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了子代做决策时的选择空间，影响着对关键要素的取舍。 在家
庭 购 房 决 策 过 程 中 ， 多 数 家 庭 需 要 在 区 位 和 面 积 之 间 做 出 权 衡
（ Hochstenbach and Boterman，2017），父母的房产特征在其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 如果父母的房产能满足家庭对教育、 医疗等关键资源的基本需
求，那么子代在住房决策时可能会有更多的选择空间，就更容易放弃区
位而选择居住面积。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一对相对立的研究假设：
! 假设 2.1：父母的房产会促进子代获得更好区位的住房。
! 假设 2.2：父母有房的子女更容易放弃区位优势而选择具有面积优
势的住房。
在计划经济时期， 基于政治资本的住房再分配制度一定程度上强
化了体制内有房父辈的优势地位（马秀莲、韩君实，2022），这种优势在
住房市场化形成时期依然突出（方长春，2014）。 借助住房体制的转轨和
市场化改革的红利，父辈的住房资源往往具有“入手价格低、区位地段
好、增值潜力大”的特点（胡元瑞等，2021）。在体制内工作的居民更有可
能在福利住房私有化过程中获得优质房源（Logan，et al.，2010）。 有研究
发现，体制内单位分配给员工的住房通常位于靠近优质公立学校、公园
和其他公共设施的高区位优势社区（Logan and Bian，1993），因此，在家
庭其他资源相似的情况下， 那些在体制内工作且有房的居民的子代在
住房区位和居住面积之间权衡时， 可能会更倾向于放弃区位选择更大
面积的住房。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一对相对立的研究假设：

· 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