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6 - 《社会》2024年第6期

优势累积抑或资源互补？ 代际视角下本地居民首套住房区位分化研究

观家庭成员行为联系起来， 以更深刻地理解家庭在面临新的外部环境
时的决策过程（樊欢欢，2000；麻国庆，2016）。 一般来说，家庭资源禀赋
越强， 家庭策略的选择空间就越大， 反之， 则选择性受限 （李永萍，
2022）。 中国的家庭受儒家文化中的责任、孝道、奉献等价值观的深刻影
响，更加重视家族的传承和代际间的紧密联系，形成了一种“经济合作
社 模 式 ”（Cohen，1976）和“父 子 同 一 ” 的 伦 理 体 系（纪 莺 莺 、 阮 文 雅 ，
2024）。 即便是在后现代和个体化的背景下，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家族特
征也没有被削弱，代际间的联结依然紧密，个体在做决策时很少能脱离
家庭的资源和情感依附（刘汶蓉，2016；石金群，2016；陶涛等，2022）。 家
庭内部代际利益具有相对一致性， 家庭成员会通过合作追求经济利益
的最大化（陈佳、杜平，2023）。 特别是在当前结婚年龄推迟和直系家庭
比例增加的背景下， 父辈的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子代做决策时的
选择空间，影响着对关键要素的取舍。
（二）研究假设
中国素来有父母帮助子女购房的传统（Cui，et al.，2020；Mu，et al.，
2022），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市场经济时期，父母的社会经济
地位在子代住房产权获得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黄建宏，2018）。 特别
是在住房的财富属性和权利属性日益突出、 住房价格持续高涨的背景
下，家庭背景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成为子代获取住房所有权的重要支撑
（吴开泽、魏万青, 2018；孙力强、李国武，2019；李君甫、饶曼莉，2023）。
除了经济地位和 教 育 水 平（黄 静 、崔 光灿 ，2020；范 一 鸣 ，2021；王 丽 艳
等，2021），父母的政治身份，尤其是是否在体制内工作，对于再分配机
制中资源的获得也具有重要作用（谌鸿燕，2017；黄建宏，2018），父母在
体制内工作显著提高了子女获得自有住房的概率（崔璨、崔军茹、李佳
怡，2021；Mu，et al.，2022）。 从空间角度看，父辈的政治资本优势还体现
在子代自有住房的面积、价格和社区环境上。 在体制内工作的父母能够
提高子女获得更优越社 区环境住房的可 能 性 （范 晓 光 、 吕 鹏 ，2018；
Zhu，2018；张延吉等，2019；杨城晨、张海东，2021）。 基于上述文献梳理，
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1： 父母拥有较高经济地位和教育水平， 以及在体制内工作，
会增加子女在较高优势度区位购置首套住房的概率。
与家庭的社会经济资源相比，父母的住房产权状况发挥的作用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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