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2 - 《社会》2024年第6期

风俗变迁与时代精神：伏尔泰的风俗史及其社会学意涵

西方经典古代与基督教世界来说，“中国” 构成一种可以进行深刻比较
的对象，欧洲的成就第一次被用一种非基督教的文明来衡量，从此欧洲
必须学会从外部看自己和评判自己（洛维特，2016：128）。 在这种具有文
明史与文明比较意涵的风俗研究中，传统的“中国经验”曾作为重要的
分析和比较对象，而现代的“中国经验”应如何继续参与并重构一种风
俗史与风俗社会学，将会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议题。
同时，中国本身也有一条从未断绝的漫长的风俗研究传统。 从《诗
经》“国风”到东汉应劭辑录的《风俗通义》，再到明末顾炎武的“风俗”
考察、清末张亮采撰述的《中国风俗史》，乃至近代陈寅恪“心史”意义
上 的风俗史研 究 就 是 这 一传 统 的体 现 。 14 伏 尔 泰 意 义 上 的 西 方 风 俗
（mores）学说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借西学东渐潮流进入中国，并很快
成为现代民俗学（Folklore）的早期表达方式（岳永逸，2022b）。 15 与此同
时，受顾炎武“风俗史观”影响的一批知识分子开始提出一种具有民族
性的“风俗学”，并用来指代群学，即社会学（岳永逸，2022b）。 以陈黻宸
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发起的“民史”运动为风俗学以及社会学的早期形成
奠定了史学基础，陈寅恪的“风俗史”研究后来也开始进入社会学理论
分析的视野（侯俊丹，2014；孟庆延，2020）。 同样以群学为志业并熟悉孟
德斯鸠和卢梭学说的严复早在 1895 年的《原强》一文中就已经开始讨
论“民德”问题。 尽管没有证据表明中译者将涂尔干的风俗（mores）概念
译为“民德”来源于严复，但从概念表述及理解的一致性上来看则有这
种可能。 严复（2014c：32-35）在讨论如何“新民德”时就已经明确意识到
东西方之间的关键分别在于“风尚不同如此”以及变法成败在于法制是
否与“风俗人心”相称。 这也就可以理解后来他在译著《群学肄言》中为
何以“ 政教风俗”“民情群德”等概念来表述群学所研究的“社会现象”
（ social phenomena），并且在翻译孟德斯鸠的《法意》（即《论法的精神》）
时多次以福禄特尔（即伏尔泰）的观点作为案语的用意了（严复，2014a：

14. 已有学者 注意到 这一传 统，并尝试对儒家“风俗”论、顾炎 武的风俗教化 观 念 、传 统
中国“风俗” 论说与当代多元主义思想的对接等议题 做出系统的考 察和分析 （郜 喆 ，
2020；陆月宏，2017；李富强，2021；孔新峰，2018）。
15. 在中国早期民俗学刚开始兴起的阶段，孙本文、李安宅、吴文藻、黄迪等 人的民俗学
研究与社会学是一体的，他们对风俗、礼俗、民风的研究都以社会学为旨归。 如果要继续
推进社会学的风俗研究，有必要另述专文重新回顾早期民俗学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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